铸钟传说与古钟信仰
传说是民众创作的有关特定人物、地方、物件、习俗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类传说：某一权威人物下令限期铸钟，工匠们尝试多次却总是功亏一篑，大限将至之际，有女孩子跳入铸造炉，大钟得以铸成。传说以残酷的铸人情节解说着大钟的非凡来历，极度夸张但又不悖情理。事实上，这类传说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古钟信仰以及柜关习俗有着直接的关系。
铸钟传说
钟鼓楼是中国古代都市报时的功能性建筑，包括钟楼和鼓楼。鼓楼上架鼓，钟楼上悬钟，晨钟而暮鼓，封建王朝藉此管理着都市百姓的生活节奏。北京钟楼位于鼓楼以北100米处，本是元大都万宁寺的中心阁，始建于元至元九年(1272年)，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重建，清乾隆十年(1745年)再建。据文献记述，钟楼上原置一口铁钟，因音质欠佳，改铸铜钟。明永乐十八年所铸铜钟传承至今，上有“大明永乐吉日”字样。铜钟通体高7.02米，口沿直径3.4米，重63吨，是我国现存最重也是体量最大的古代铜钟，有“钟王”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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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口铜钟的来历，北京地区的一则传说给出了别样的解读：钟楼原有一口铁钟，因为声音不够洪亮，皇帝限令80天之内重铸一口铜钟，否则处死全体工匠。负责铸钟的师傅叫华严，是当时有名的铜匠。为了铸好这口大钟，华严寝食不安，但因炉温上不去，大钟总也铸不成。华严的女儿华仙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要求随父亲到铸造现场去。铸钟当天，眼看又要失败，华仙纵身跳进炉去。慌乱之中，华严只抓住了女儿的一只绣花鞋。这一次，大钟却奇迹般地铸成了。铸成后的大钟，每次敲击都似有“鞋!鞋!”的叫声。为了纪念华仙，人们在钟楼附近，修建了一座金炉娘娘庙。
北京有钟鼓楼，南京有大钟亭。南京地区也有一则关于铸钟的传说：南朝有个信佛的皇帝，限令工匠们百日内铸好大钟，否则处斩所有工匠。老工匠临危受命，尝试多次却总不成功。皇帝听信谗言，相信要在炉水中投入童男童女才能铸成大钟。为了拯救这对童男童女，老工匠的3个女儿在铸钟的关键时刻，分别跳入炉水中，大钟得以铸成。铸有大女儿和二女儿的钟在铸成后的第二天都相继飞走了。因为小女儿年纪小，力量轻，铸有她的大钟最终留在了南京。人们为了纪念老工匠的3个女儿，在大钟亭旁建了一座三姑娘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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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则传说有着大致相同的情节：皇帝限期铸钟，一工匠临危受命，多次尝试未果，大限将至，其女儿(北京传说为一个女儿，南京传说为3个女儿)跳入炉中，大钟得以铸成，铸成后的大钟声音异样。在整个传说中，给人以强烈情感冲击的是铸钟过程中的铸人情节。这一情节的出现绝非民众茶余饭后的信口开河，其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古钟信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钟有“乐、佛、朝、更”之分。“古钟”则是今人对上述4种传统钟的统称。
乐钟主要是指编钟，其名得自“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其形状如瓦合。它上承商代的编铙，初现于西周初年，鼎盛于周代中期，是为当时上层社会所独享的礼乐之器，主要应用于权贵们祭祀、朝聘、宴享等重要的场合。
佛钟作为法器，是佛教的“犍椎”之一，初为集众之用，又称“信鼓”。佛钟有梵钟与半钟之分。梵钟也即大钟，又称钓钟(吊钟)、礼钟、洪钟、鲸钟等，一般悬挂在钟楼顶层；半钟小于梵钟，体积如梵钟一半，多吊在佛堂的后门檐上。东汉随着佛教的传人，寺院广布，佛钟流行开来，“有寺即有钟，无钟即无寺。”唐代以后，又有了显示皇权君威的朝钟和为都市报时之用的更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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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钟的功用不一，其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随着战国后期的“礼崩乐坏”，编钟之音也只绕梁于“钟鸣鼎食”之家，由此，它成了周代权贵、豪门的象征。朝钟是皇帝及百官上朝、出行所鸣之物。《清会典》记载：“朝会、驾出宫。午门严鼓鸣钟。祭太庙驾出，午门严鼓。回銮鸣钟。馀祀驾出入皆鸣钟。巡幸驾出入。午门鸣钟。”它则成了皇权的象征。佛钟最初只为召集僧人之用，其后则有了“闻击钟磬之声，能生善心，能增正念”，“钟声闻，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炕，愿成佛，渡众生”的信仰意蕴。因此，佛钟则成了修善纳祥的象征。另外，“夫物庞则识纷，非有器齐一之，无以示晨昏之节”，于是“景钟发声……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也便有了更钟。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钟集响器、乐器、礼器、法器于一身，具有了皇权官阶、修善祈福等诸多的象征意义，并最终成为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神圣之物。“蒲牢传说”则是钟为圣物的体现之一。古代传说龙生九子，蒲牢是其第四子。它生活在海边，最怕鲸鱼。每遇鲸鱼袭击，蒲牢则鸣叫不止。人们据此传说，“凡钟欲令声大者”，把梵钟的钟纽做成蒲牢状，把撞钟的木杵刻作鲸鱼状。敲钟时，让“鲸鱼”撞击“蒲牢”，使之“响入云霄”且“专声独远”，“重击蒲牢哈山日，冥冥烟树睹栖禽”。除了钟钮铸为蒲牢状外，钟上所铸图案与铭文也显示出钟的凝重与高贵。以梵钟为例，早期梵钟上多铸青龙、白虎、朱雀等图案，晚期则以写实龙纹居多，并出现了在佛钟上镌刻佛经咒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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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为圣物的观念在古俗中也有体现。《孟子·梁惠王上》中曾记载了古代的衅钟习俗：“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日：‘牛何之?’对日：‘将以衅钟’王日：‘舍之!吾不忍其觳觫(因恐惧而战栗)，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日：‘然则废衅钟欤?’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一’所谓衅钟，东汉赵岐解曰：“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衅郄(空隙)，因以祭之日衅。”把动物血涂在新铸钟的缝隙上叫“衅钟”。对于为什么衅钟，宋人孙爽的理解可能更符合实际：“古者器成而衅以血，所以厌变怪、御妖衅。”也就是说，衅钟是为了“厌变怪，御妖衅”。
传说解释信仰
铸钟传说叙述着大钟的来历，试图让人们相信所述的真实性。但传说毕竟是传说，不是信史。北京地区的铸钟传说讲，人们为了纪念跳入铸造炉的华仙，在钟楼旁修建了铸钟娘娘庙。事实是，北京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位于原明代铸钟之所——铸钟厂附近，其地原为真武庙。它与北京钟楼既非相邻，又非同一时代的产物。据清代《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德胜门东为铸钟厂，其地有真武庙，内有顺治辛卯年刘芳远撰碑。华严钟仅存其一，旧悬万寿寺，今移于觉生寺。”也就是说，至清代初年，还没有铸钟娘娘庙的影子，而钟楼上的大钟却已存在200多年了。至于为什么由原来的真武庙易为铸钟娘娘庙，由于缺乏相应的史料，我们不敢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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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钟传说虽然不是信史，却也并非无迹可循，它极有可能借鉴了历史上著名的铸剑传说。唐人陆广微《吴地记·匠门》记载了这一传说：“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采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橐(古代的一种鼓风吹火器)，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莫邪日：‘铁汁不下，有计。’干将日：‘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铄耳，以然成物，吾何难哉?可女人娉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投入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把铸剑传说与铸钟传说相比对：“铁汁不下”，莫邪“投入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炉温不高，女孩子跳入炉中，大钟得以铸成。两类传说的情节相似度极高。据此，我们推测铸钟传说挪移了铸剑传说中的铸人情节却也并非牵强。
铸钟又铸人的情节不只见于上述两则传说中，在古人记述中也多有提及。《钦定日下旧闻考》曾记：“元时，遵化县民康小二为官铸铁不熔，费薪炭无数，主者将冶之。康有二女，恐父获罪，俱祝天投入冶中，铁应时熔，共见二女随烟焰上升。事闻，敕为金火二仙姑，至今冶铁祀之。”清人甘熙《白下琐言》也曾记载了南京地区的相关传闻：“倒钟厂钟卧于地，半陷土中。相传铸时屡不成，督工者将获谴，有幼女伤父不免，投身火中以殉，遂为钟神。”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铸人情节的出现是铸钟传说追求传奇性的结果；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铸人情节的出现却更像是一个仪式过程。大钟铸不成，女孩子投入炉中，大钟得以铸成。它虽然也有活人的投入，但却不同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祭与人殉：人祭是用活人做牺牲，祭祀以取媚神灵；人殉则是用活人为死去的人殉葬。在铸钟传说中，铸人是为了钟成，它更应该是一种存活于中国民间的古老的巫术手段：尝试以一种神秘的手段控制异己力量。前述铸剑传说中干将妻莫邪铸入剑中，孟姜女传说中范杞良筑入长城中等等，都应该基于同样的信仰。而铸钟传说实是民众对这一古老信仰的追忆和解释，只不过是借助了传说的形式罢了。
【责任编辑】王凯, 百拇医药(刘汉杰)
铸钟传说
钟鼓楼是中国古代都市报时的功能性建筑，包括钟楼和鼓楼。鼓楼上架鼓，钟楼上悬钟，晨钟而暮鼓，封建王朝藉此管理着都市百姓的生活节奏。北京钟楼位于鼓楼以北100米处，本是元大都万宁寺的中心阁，始建于元至元九年(1272年)，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重建，清乾隆十年(1745年)再建。据文献记述，钟楼上原置一口铁钟，因音质欠佳，改铸铜钟。明永乐十八年所铸铜钟传承至今，上有“大明永乐吉日”字样。铜钟通体高7.02米，口沿直径3.4米，重63吨，是我国现存最重也是体量最大的古代铜钟，有“钟王”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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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口铜钟的来历，北京地区的一则传说给出了别样的解读：钟楼原有一口铁钟，因为声音不够洪亮，皇帝限令80天之内重铸一口铜钟，否则处死全体工匠。负责铸钟的师傅叫华严，是当时有名的铜匠。为了铸好这口大钟，华严寝食不安，但因炉温上不去，大钟总也铸不成。华严的女儿华仙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要求随父亲到铸造现场去。铸钟当天，眼看又要失败，华仙纵身跳进炉去。慌乱之中，华严只抓住了女儿的一只绣花鞋。这一次，大钟却奇迹般地铸成了。铸成后的大钟，每次敲击都似有“鞋!鞋!”的叫声。为了纪念华仙，人们在钟楼附近，修建了一座金炉娘娘庙。
北京有钟鼓楼，南京有大钟亭。南京地区也有一则关于铸钟的传说：南朝有个信佛的皇帝，限令工匠们百日内铸好大钟，否则处斩所有工匠。老工匠临危受命，尝试多次却总不成功。皇帝听信谗言，相信要在炉水中投入童男童女才能铸成大钟。为了拯救这对童男童女，老工匠的3个女儿在铸钟的关键时刻，分别跳入炉水中，大钟得以铸成。铸有大女儿和二女儿的钟在铸成后的第二天都相继飞走了。因为小女儿年纪小，力量轻，铸有她的大钟最终留在了南京。人们为了纪念老工匠的3个女儿，在大钟亭旁建了一座三姑娘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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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则传说有着大致相同的情节：皇帝限期铸钟，一工匠临危受命，多次尝试未果，大限将至，其女儿(北京传说为一个女儿，南京传说为3个女儿)跳入炉中，大钟得以铸成，铸成后的大钟声音异样。在整个传说中，给人以强烈情感冲击的是铸钟过程中的铸人情节。这一情节的出现绝非民众茶余饭后的信口开河，其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古钟信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钟有“乐、佛、朝、更”之分。“古钟”则是今人对上述4种传统钟的统称。
乐钟主要是指编钟，其名得自“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其形状如瓦合。它上承商代的编铙，初现于西周初年，鼎盛于周代中期，是为当时上层社会所独享的礼乐之器，主要应用于权贵们祭祀、朝聘、宴享等重要的场合。
佛钟作为法器，是佛教的“犍椎”之一，初为集众之用，又称“信鼓”。佛钟有梵钟与半钟之分。梵钟也即大钟，又称钓钟(吊钟)、礼钟、洪钟、鲸钟等，一般悬挂在钟楼顶层；半钟小于梵钟，体积如梵钟一半，多吊在佛堂的后门檐上。东汉随着佛教的传人，寺院广布，佛钟流行开来，“有寺即有钟，无钟即无寺。”唐代以后，又有了显示皇权君威的朝钟和为都市报时之用的更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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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钟的功用不一，其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随着战国后期的“礼崩乐坏”，编钟之音也只绕梁于“钟鸣鼎食”之家，由此，它成了周代权贵、豪门的象征。朝钟是皇帝及百官上朝、出行所鸣之物。《清会典》记载：“朝会、驾出宫。午门严鼓鸣钟。祭太庙驾出，午门严鼓。回銮鸣钟。馀祀驾出入皆鸣钟。巡幸驾出入。午门鸣钟。”它则成了皇权的象征。佛钟最初只为召集僧人之用，其后则有了“闻击钟磬之声，能生善心，能增正念”，“钟声闻，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炕，愿成佛，渡众生”的信仰意蕴。因此，佛钟则成了修善纳祥的象征。另外，“夫物庞则识纷，非有器齐一之，无以示晨昏之节”，于是“景钟发声……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也便有了更钟。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钟集响器、乐器、礼器、法器于一身，具有了皇权官阶、修善祈福等诸多的象征意义，并最终成为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神圣之物。“蒲牢传说”则是钟为圣物的体现之一。古代传说龙生九子，蒲牢是其第四子。它生活在海边，最怕鲸鱼。每遇鲸鱼袭击，蒲牢则鸣叫不止。人们据此传说，“凡钟欲令声大者”，把梵钟的钟纽做成蒲牢状，把撞钟的木杵刻作鲸鱼状。敲钟时，让“鲸鱼”撞击“蒲牢”，使之“响入云霄”且“专声独远”，“重击蒲牢哈山日，冥冥烟树睹栖禽”。除了钟钮铸为蒲牢状外，钟上所铸图案与铭文也显示出钟的凝重与高贵。以梵钟为例，早期梵钟上多铸青龙、白虎、朱雀等图案，晚期则以写实龙纹居多，并出现了在佛钟上镌刻佛经咒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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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为圣物的观念在古俗中也有体现。《孟子·梁惠王上》中曾记载了古代的衅钟习俗：“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日：‘牛何之?’对日：‘将以衅钟’王日：‘舍之!吾不忍其觳觫(因恐惧而战栗)，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日：‘然则废衅钟欤?’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一’所谓衅钟，东汉赵岐解曰：“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衅郄(空隙)，因以祭之日衅。”把动物血涂在新铸钟的缝隙上叫“衅钟”。对于为什么衅钟，宋人孙爽的理解可能更符合实际：“古者器成而衅以血，所以厌变怪、御妖衅。”也就是说，衅钟是为了“厌变怪，御妖衅”。
传说解释信仰
铸钟传说叙述着大钟的来历，试图让人们相信所述的真实性。但传说毕竟是传说，不是信史。北京地区的铸钟传说讲，人们为了纪念跳入铸造炉的华仙，在钟楼旁修建了铸钟娘娘庙。事实是，北京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位于原明代铸钟之所——铸钟厂附近，其地原为真武庙。它与北京钟楼既非相邻，又非同一时代的产物。据清代《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德胜门东为铸钟厂，其地有真武庙，内有顺治辛卯年刘芳远撰碑。华严钟仅存其一，旧悬万寿寺，今移于觉生寺。”也就是说，至清代初年，还没有铸钟娘娘庙的影子，而钟楼上的大钟却已存在200多年了。至于为什么由原来的真武庙易为铸钟娘娘庙，由于缺乏相应的史料，我们不敢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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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钟传说虽然不是信史，却也并非无迹可循，它极有可能借鉴了历史上著名的铸剑传说。唐人陆广微《吴地记·匠门》记载了这一传说：“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采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橐(古代的一种鼓风吹火器)，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莫邪日：‘铁汁不下，有计。’干将日：‘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铄耳，以然成物，吾何难哉?可女人娉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投入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把铸剑传说与铸钟传说相比对：“铁汁不下”，莫邪“投入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炉温不高，女孩子跳入炉中，大钟得以铸成。两类传说的情节相似度极高。据此，我们推测铸钟传说挪移了铸剑传说中的铸人情节却也并非牵强。
铸钟又铸人的情节不只见于上述两则传说中，在古人记述中也多有提及。《钦定日下旧闻考》曾记：“元时，遵化县民康小二为官铸铁不熔，费薪炭无数，主者将冶之。康有二女，恐父获罪，俱祝天投入冶中，铁应时熔，共见二女随烟焰上升。事闻，敕为金火二仙姑，至今冶铁祀之。”清人甘熙《白下琐言》也曾记载了南京地区的相关传闻：“倒钟厂钟卧于地，半陷土中。相传铸时屡不成，督工者将获谴，有幼女伤父不免，投身火中以殉，遂为钟神。”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铸人情节的出现是铸钟传说追求传奇性的结果；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铸人情节的出现却更像是一个仪式过程。大钟铸不成，女孩子投入炉中，大钟得以铸成。它虽然也有活人的投入，但却不同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祭与人殉：人祭是用活人做牺牲，祭祀以取媚神灵；人殉则是用活人为死去的人殉葬。在铸钟传说中，铸人是为了钟成，它更应该是一种存活于中国民间的古老的巫术手段：尝试以一种神秘的手段控制异己力量。前述铸剑传说中干将妻莫邪铸入剑中，孟姜女传说中范杞良筑入长城中等等，都应该基于同样的信仰。而铸钟传说实是民众对这一古老信仰的追忆和解释，只不过是借助了传说的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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