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社火，闹新春(1)
春节是中华民族天幕上的永恒明灯，为了庆祝春节，人们要举行异彩纷呈的庆祝活动。在春节诸多庆祝活动当中，社火表演可谓是一大亮点。俗话说：“老百姓，要快活，赶会、唱戏、弄社火。”社火是春节的重要节日标志和象征。社火又称“射虎”、“社福”、“闹红火”等，是春节庆典当中各种民间文艺表演活动的总称。
社火与社日
社火由“社”和“火”两个字构成。从字义上看，社字从示从土，“示”代表祭祀，“土”代表土地，社的本意是对土地的祭祀仪式。早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依赖土地生存，故而对其进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后来出现了专管土地的土地神，俗称“土地老爷”，人们开始定期祭祀这位土地老爷，以求福佑。社火中的“火”，既指节日期间明亮艳丽的灯火、焰火，也象征着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和生活向往。因而，从字面上看，社火是节日期间人们祭神并自娱的仪式活动。
社日是传统民众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社日分为春社和秋社两种。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把立春和立秋后的第5个戊日定为社日，时间约在春分和秋分前后。汉代以前春社较为隆重，汉代以后则春社、秋社并重。举行春社时，人们祭祀土地神，祈求雨水丰沛，以助五谷丰登；秋社时，人们感谢土地神，回报恩德，并祈求下一年继续庇佑。春、秋二社祭祀土地神的目的有所区分，即春祈秋报。这样，春、秋二社，应时而祭，并以年为周期，循环往复。在对土地神的祭祀中，人们获得了心理的支撑，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和满足。
社日要举行神圣、庄严的祭神仪式，也是民众进行集体娱乐、狂欢的重要时间。 与秋社相比，春社的娱乐活动更为丰富。春社通常在二月初二前后，民间认为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的诞辰，所以这一天的祭祀仪式必须格外隆重。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胜》中记载了苏州当地的春社情景，他说苏州当地的土地神被称为“田公”，土地神的夫人被称为“田婆”。二月初二是土地神诞日，城中大小庙宇各有专祠，“牲乐以酬”，人们宰牲奉乐，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偏远乡村，虽然没有专祠供奉“田公”、“田婆”，但每个村落都有“土谷神祠”，人们要在春社这一天“家具壶浆以祝”，丰富的祭品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田事将兴，特祀社以祈农祥”。苏州民俗认为社日活动中的一应物品都要与“社”字相关。社日下雨是好兆头，社公不食宿水，故社日必有雨，曰“社公雨”；社日当天，醵钱作会，曰“社钱”；叠鼓祈年，曰“社鼓”； 以肉杂调和饭，曰“社饭”；在诸多的社日食品中，传统民俗认为社酒可以治疗耳聋，曰“社酒”。这种观念在民间流传甚广，宋代王炎《社日》诗中也说：“一杯社日治聋酒，报答春光烂漫时。”在古人的观念中，社酒是经过土地神赐福的福酒，具有祛秽除污的功效，人们希望通过饮社酒治疗耳聋，因而社酒又有“治聋酒”之称。
在祭神娱人的社日活动中，鼓乐扮演了重要角色。南宋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中写道：“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原初先民认为鼓是通神的乐器，《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社日击鼓，隆隆作响，与春雷的声音相似，人们希望通过击鼓引来春雷，带来雨水，滋润农田。隆隆的鼓声是人们对大地回春的热切期盼，也营造了欢乐的节日气氛，鼓舞人心。
社日曾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祭祀性节日之一，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更，到了宋元时期，社日的祭祀因素已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娱乐成分逐渐上升，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社火与傩仪、迎春、灯节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社火表演也逐渐脱离了社日，开始与其他节日相结合。在后世的发展中，社火仪式还吸收了乐舞因素，并将傩舞、杂耍、花灯的内容也融入其中，逐步形成了后世形态丰富的社火表演形式。
岁末傩仪是传统社会每逢岁末之时都要举行的驱鬼仪式。按照传统观念，岁末之时是阴气最旺盛、阳气最衰疲的时间，这个时候通常也是最危险的时刻，于是，古人要举行隆重的傩仪帮助阳气上升、万物复苏。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中曰：“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夜胡”二字源于敦煌文书中的“邪呼”二字，意思是除鬼时鬼的呼叫声，因而“打夜胡”就是指岁末举行的驱傩活动。在傩仪中，人们一方面严肃、审慎地驱除恶鬼，以求安康；一方面也强调娱乐性，突出傩仪的娱乐功能，这对后世社火仪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火仪式的发展还与迎春仪式有关。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着春天的到来，也预示着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迎春仪式又称“打春”、“鞭春”，最初的迎春活动主要是国家祀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上至天子、下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重要春季活动。清代《燕京岁时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除中央政府外，各地方政府也要组织种类丰富的迎春活动。《重修灵台县志》记载：“立春前一天，地方官员召集本地杂业人员，分别扮演七十二行，人人按职业穿着，扮演不同故事角色，然后聚集到县衙大堂，听候点验，俗称‘社伙过堂’。”充满娱乐因素的迎春仪式为社火表演的发展提供了又一重要来源。
后来，随着岁末傩仪和年初迎春仪式的逐渐消亡，元宵节吸收了两者的部分功能。元宵节正处于春节期间，前接岁末傩仪，后续二月迎春仪式，有机地将两者求吉纳福、迎新去旧的功能融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元宵社火活动。
在传统社会里，社火表演不仅是一种娱乐行为，它本身与民俗信仰、祭祀仪式关系密切。伴随着古代“社祭”、“傩仪”、“打春”和“拜灯”习俗的发展，社火表演由宫廷传入民间，逐渐演变为乡村社会祭神、娱乐的重要仪式，并吸收了杂戏、杂耍等内容，最终成为独具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
异彩纷呈的社火表演
作为重要的节日娱乐活动，社火表演备受人们的喜爱。至今，社火表演依然活跃在华北、西北广大地区。如今的社火表演不仅是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也受到了地方政府、文化学者的普遍重视，有一些还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 (邵凤丽)
社火与社日
社火由“社”和“火”两个字构成。从字义上看，社字从示从土，“示”代表祭祀，“土”代表土地，社的本意是对土地的祭祀仪式。早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依赖土地生存，故而对其进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后来出现了专管土地的土地神，俗称“土地老爷”，人们开始定期祭祀这位土地老爷，以求福佑。社火中的“火”，既指节日期间明亮艳丽的灯火、焰火，也象征着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和生活向往。因而，从字面上看，社火是节日期间人们祭神并自娱的仪式活动。
社日是传统民众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社日分为春社和秋社两种。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把立春和立秋后的第5个戊日定为社日，时间约在春分和秋分前后。汉代以前春社较为隆重，汉代以后则春社、秋社并重。举行春社时，人们祭祀土地神，祈求雨水丰沛，以助五谷丰登；秋社时，人们感谢土地神，回报恩德，并祈求下一年继续庇佑。春、秋二社祭祀土地神的目的有所区分，即春祈秋报。这样，春、秋二社，应时而祭，并以年为周期，循环往复。在对土地神的祭祀中，人们获得了心理的支撑，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和满足。
社日要举行神圣、庄严的祭神仪式，也是民众进行集体娱乐、狂欢的重要时间。 与秋社相比，春社的娱乐活动更为丰富。春社通常在二月初二前后，民间认为二月初二是土地神的诞辰，所以这一天的祭祀仪式必须格外隆重。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胜》中记载了苏州当地的春社情景，他说苏州当地的土地神被称为“田公”，土地神的夫人被称为“田婆”。二月初二是土地神诞日，城中大小庙宇各有专祠，“牲乐以酬”，人们宰牲奉乐，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偏远乡村，虽然没有专祠供奉“田公”、“田婆”，但每个村落都有“土谷神祠”，人们要在春社这一天“家具壶浆以祝”，丰富的祭品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田事将兴，特祀社以祈农祥”。苏州民俗认为社日活动中的一应物品都要与“社”字相关。社日下雨是好兆头，社公不食宿水，故社日必有雨，曰“社公雨”；社日当天，醵钱作会，曰“社钱”；叠鼓祈年，曰“社鼓”； 以肉杂调和饭，曰“社饭”；在诸多的社日食品中，传统民俗认为社酒可以治疗耳聋，曰“社酒”。这种观念在民间流传甚广，宋代王炎《社日》诗中也说：“一杯社日治聋酒，报答春光烂漫时。”在古人的观念中，社酒是经过土地神赐福的福酒，具有祛秽除污的功效，人们希望通过饮社酒治疗耳聋，因而社酒又有“治聋酒”之称。
在祭神娱人的社日活动中，鼓乐扮演了重要角色。南宋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中写道：“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原初先民认为鼓是通神的乐器，《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社日击鼓，隆隆作响，与春雷的声音相似，人们希望通过击鼓引来春雷，带来雨水，滋润农田。隆隆的鼓声是人们对大地回春的热切期盼，也营造了欢乐的节日气氛，鼓舞人心。
社日曾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祭祀性节日之一，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更，到了宋元时期，社日的祭祀因素已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娱乐成分逐渐上升，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社火与傩仪、迎春、灯节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社火表演也逐渐脱离了社日，开始与其他节日相结合。在后世的发展中，社火仪式还吸收了乐舞因素，并将傩舞、杂耍、花灯的内容也融入其中，逐步形成了后世形态丰富的社火表演形式。
岁末傩仪是传统社会每逢岁末之时都要举行的驱鬼仪式。按照传统观念，岁末之时是阴气最旺盛、阳气最衰疲的时间，这个时候通常也是最危险的时刻，于是，古人要举行隆重的傩仪帮助阳气上升、万物复苏。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中曰：“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夜胡”二字源于敦煌文书中的“邪呼”二字，意思是除鬼时鬼的呼叫声，因而“打夜胡”就是指岁末举行的驱傩活动。在傩仪中，人们一方面严肃、审慎地驱除恶鬼，以求安康；一方面也强调娱乐性，突出傩仪的娱乐功能，这对后世社火仪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火仪式的发展还与迎春仪式有关。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着春天的到来，也预示着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迎春仪式又称“打春”、“鞭春”，最初的迎春活动主要是国家祀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上至天子、下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重要春季活动。清代《燕京岁时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除中央政府外，各地方政府也要组织种类丰富的迎春活动。《重修灵台县志》记载：“立春前一天，地方官员召集本地杂业人员，分别扮演七十二行，人人按职业穿着，扮演不同故事角色，然后聚集到县衙大堂，听候点验，俗称‘社伙过堂’。”充满娱乐因素的迎春仪式为社火表演的发展提供了又一重要来源。
后来，随着岁末傩仪和年初迎春仪式的逐渐消亡，元宵节吸收了两者的部分功能。元宵节正处于春节期间，前接岁末傩仪，后续二月迎春仪式，有机地将两者求吉纳福、迎新去旧的功能融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元宵社火活动。
在传统社会里，社火表演不仅是一种娱乐行为，它本身与民俗信仰、祭祀仪式关系密切。伴随着古代“社祭”、“傩仪”、“打春”和“拜灯”习俗的发展，社火表演由宫廷传入民间，逐渐演变为乡村社会祭神、娱乐的重要仪式，并吸收了杂戏、杂耍等内容，最终成为独具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
异彩纷呈的社火表演
作为重要的节日娱乐活动，社火表演备受人们的喜爱。至今，社火表演依然活跃在华北、西北广大地区。如今的社火表演不仅是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也受到了地方政府、文化学者的普遍重视，有一些还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 (邵凤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