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户口本何时消失？(1)
2013年5月31日，在兰州市物价局发布的一次听证会上，要求参加人必须是“户籍在本市范围内”。在兰州工作长达5年，但户籍仍在外地的小路说，他平时比较热心公益，经常参加兰州的一些志愿活动。当他在媒体上看到兰州要召开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时，本来想报名参加，但仔细一看，参加人员却被限制在了本市户籍范围内，这深深地伤害了所有在兰州务工的“外地人”的感情。兰州物价局的这一规定，又一次将户籍制度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作为中国特色之一的户籍制度，与每个中国老百姓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出生开始的报户口到死亡后的注销户口，户籍是伴随一生的身份证明、家庭关系证明。黎民百姓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求学就业、参军提干、工作调动、移民出国等等，都无不跟户口息息相关，人们几乎无时、无事不受到户籍制度的管理和制约。
改革开放的帷幕拉开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各地逐步确立，中国几亿农民扔掉手中的锄头开始涌向城市。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展开，我国流动人口问题浮出水面。在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出现了2亿多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流动人口。他们进入城市后，并没有获得城市常住户口，而是只有地方政府认可的一些临时性的户口形式，如暂住证、蓝印户口、居住证等。他们既是城市居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也不完全是农村居民，处于两栖状态。因为没有城市常住户口，尽管
, 百拇医药
他们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却也始终是游走在城市里的外乡人、边缘人，哪怕早就脱离了土地，他们也始终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口本上明确地注明了他们的身份，一个很难更改的身份——农业户口。他们建设城市、服务城市，却终究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待遇。
现行的户籍制度成了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障碍，无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对流动人口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星斗表示，这种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父母和子女分离，产生大量留守儿童；如果子女随迁，不仅上学多交钱，还要回原籍高考；医疗方面，农村是合作医疗，在城市看病不能报销；低保、养老等社会保障，购房、购车等权利，都得不到实现。这一系列的不方便，将引发社会矛盾的加剧。现有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他说，户籍制度本质上是管控型社会的产物，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把城市居民固定在各自的城市。但市场经济却要求人口流动，人力资源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而公民社会更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要真正做到“市场配置资源”，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聚合与自由流动，户籍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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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府越来越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并多次下发文件，但每次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就在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统一为居民户口就可以解决问题。户籍制度上涉及太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福利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了改革的坚冰区。
户籍制度改革表面上看是个比较轻巧的改革，实际上背后是农村和城市居民不同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个硬碰硬的改革。从1959年开始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利益格局，利益固化现象严重。农民工在城市中要享受城市待遇，就势必要降低城市居民原有待遇的总体水平，而这些待遇又必须有人补贴进来。以北京为例，北京现在2000万人口，有800万外来人口，如果把现有户籍制度取消，打破城乡藩篱，那就要在政府财政里拿出一块来解决这800万农民工的问题，也就是外来人口问题，而要解决800多万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财政要承担的并不是小数目，这意味着你对原有的持续增长的本地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就会相对下降，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户口性质的变革，而是利益关系分配的重大调整，这是改革的重大难点之一。
, http://www.100md.com
户籍制度改革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户籍制度上嵌套了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有调查显示，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其他还包括义务兵退役安置政策和标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户籍已不单单是证明公民身份与提供人口信息的工具，一系列的公共福利附加，使得原本薄薄的一本户口簿，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如果只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统称为“居民户口”，而不对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进行配套改革，城乡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还是二元结构，城乡户籍依然无法自由流动，虽然统称为居民户口，农民得到的只不过是一顶中看不中用的“荣誉市民”的帽子，本该享有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因此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也步履维艰，只有推进各种配套制度的改革，打出“连环拳”，才能真正使户籍改革得到松绑和推进。但是，由于某些相关部门固守现有利益，各自为政，将户籍制度改革的责任推给公安部门，而不对附加在户籍上的其他功能进行彻底剥离，仅靠公安部门一家改革，改革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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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改革产生的巨大成本，以及对既得利益的可能调整，让许多地方政府对改革望而却步。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曾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籍制度改革遭遇不少地方官员的反对。从2001年国务院户籍改革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
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都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解决外来人口的户口问题，但地方政府总是推三阻四，不认真落实。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将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中国社科院近年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并且，这是不计入通涨、只计入城市福利的保守数字。如果真要给农业转移人口安置工作，解决低保、小孩上学、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恐怕人均几十万元的成本都是不够的。因此，很多地方政府虽然意识到了现行户籍制度带来的严重压力，但面对如此高昂的改革成本，却宁愿加大努力顶住压力，将资金继续投入到建设中，也不愿直面户籍制度的改革。, 百拇医药(孙澜)
作为中国特色之一的户籍制度，与每个中国老百姓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出生开始的报户口到死亡后的注销户口，户籍是伴随一生的身份证明、家庭关系证明。黎民百姓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求学就业、参军提干、工作调动、移民出国等等，都无不跟户口息息相关，人们几乎无时、无事不受到户籍制度的管理和制约。
改革开放的帷幕拉开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各地逐步确立，中国几亿农民扔掉手中的锄头开始涌向城市。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展开，我国流动人口问题浮出水面。在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出现了2亿多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流动人口。他们进入城市后，并没有获得城市常住户口，而是只有地方政府认可的一些临时性的户口形式，如暂住证、蓝印户口、居住证等。他们既是城市居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也不完全是农村居民，处于两栖状态。因为没有城市常住户口，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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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却也始终是游走在城市里的外乡人、边缘人，哪怕早就脱离了土地，他们也始终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口本上明确地注明了他们的身份，一个很难更改的身份——农业户口。他们建设城市、服务城市，却终究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待遇。
现行的户籍制度成了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障碍，无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对流动人口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星斗表示，这种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父母和子女分离，产生大量留守儿童；如果子女随迁，不仅上学多交钱，还要回原籍高考；医疗方面，农村是合作医疗，在城市看病不能报销；低保、养老等社会保障，购房、购车等权利，都得不到实现。这一系列的不方便，将引发社会矛盾的加剧。现有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他说，户籍制度本质上是管控型社会的产物，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把城市居民固定在各自的城市。但市场经济却要求人口流动，人力资源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而公民社会更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要真正做到“市场配置资源”，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聚合与自由流动，户籍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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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府越来越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并多次下发文件，但每次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就在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统一为居民户口就可以解决问题。户籍制度上涉及太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福利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了改革的坚冰区。
户籍制度改革表面上看是个比较轻巧的改革，实际上背后是农村和城市居民不同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个硬碰硬的改革。从1959年开始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利益格局，利益固化现象严重。农民工在城市中要享受城市待遇，就势必要降低城市居民原有待遇的总体水平，而这些待遇又必须有人补贴进来。以北京为例，北京现在2000万人口，有800万外来人口，如果把现有户籍制度取消，打破城乡藩篱，那就要在政府财政里拿出一块来解决这800万农民工的问题，也就是外来人口问题，而要解决800多万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财政要承担的并不是小数目，这意味着你对原有的持续增长的本地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就会相对下降，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户口性质的变革，而是利益关系分配的重大调整，这是改革的重大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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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户籍制度上嵌套了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有调查显示，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其他还包括义务兵退役安置政策和标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户籍已不单单是证明公民身份与提供人口信息的工具，一系列的公共福利附加，使得原本薄薄的一本户口簿，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如果只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统称为“居民户口”，而不对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进行配套改革，城乡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还是二元结构，城乡户籍依然无法自由流动，虽然统称为居民户口，农民得到的只不过是一顶中看不中用的“荣誉市民”的帽子，本该享有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因此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也步履维艰，只有推进各种配套制度的改革，打出“连环拳”，才能真正使户籍改革得到松绑和推进。但是，由于某些相关部门固守现有利益，各自为政，将户籍制度改革的责任推给公安部门，而不对附加在户籍上的其他功能进行彻底剥离，仅靠公安部门一家改革，改革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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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改革产生的巨大成本，以及对既得利益的可能调整，让许多地方政府对改革望而却步。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曾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籍制度改革遭遇不少地方官员的反对。从2001年国务院户籍改革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
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都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解决外来人口的户口问题，但地方政府总是推三阻四，不认真落实。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将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中国社科院近年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并且，这是不计入通涨、只计入城市福利的保守数字。如果真要给农业转移人口安置工作，解决低保、小孩上学、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恐怕人均几十万元的成本都是不够的。因此，很多地方政府虽然意识到了现行户籍制度带来的严重压力，但面对如此高昂的改革成本，却宁愿加大努力顶住压力，将资金继续投入到建设中，也不愿直面户籍制度的改革。, 百拇医药(孙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