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盐井传奇(2)
明代中后期，经过前后180多年的拉锯战，丽江木氏土司于万历五年(1577年)控制了盐井。从木氏土司领地内盐矿分布看，盐井的资源恰好能弥补其在西北方向的不足，盐井自然成为木氏家族重点经营的地区之一。为了实现新控制区域的长治久安，土司采用了整村移植的方式来实现人口分布的相对平衡，将大量纳西族人口迁移到藏区，“麽(么)些……原籍丽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叶枝、其宗、喇普地，徙麽(么)些戍之。后渐繁衍，依山而居，覆板为屋，檐仅容人”，“麽(么)些”就是纳西族的早期汉文称谓，由此算来，纳西人已经在盐井地区生活了400多年。
进入盐井地区的纳西族移民发挥自身精于农耕的优势，主动选择聚居与相对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将2600米的高地改造为盛产青稞、大麦、玉米、小米以及苹果、梨子、石榴、核桃、西瓜等的瓜果之乡，在长期的盐泉劳作中改造形成了今天的掘井晒盐模式。为了更好融入藏地，他们逐渐放弃了东巴教信仰而改信藏传佛教。由于与藏族接触紧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断靠近藏族，《盐井乡土志》记载说“奉檄司榷其地，甫至，聆听其语，讶与丽江相近。问之，通事则曰‘实丽江之么些语也’”，“惟以此地川藏之交，故又杂以藏语”，除了保留纳西族新春“祭天”等重大的祭祀习俗外，纳西人的言行举止与藏族无异，而也正是通过这种祭祀仪式，盐井的纳西族成功地维系了自己民族的心理和文化基因。到了清末，随着茶马贸易的百年积淀和与汉族的频繁交流，他们在风俗上也出现了汉文化特征，“盐井风俗与巴塘土著同，惟地接滇边，近又与内地人往来，渐染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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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聚居环境的选择，盐井的纳西人与主要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以牧业为主的藏族原住民之间形成了二元互补的生产形态，构成了并邑同耕牧的交错共生地理格局，从而避免了彼此之间因土地资源的重叠利用而引发深层次冲突的可能，实现了和谐共居。共同的宗教信仰又强化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造就了藏族、纳西族、汉族、傈僳族等亲如兄弟的生活氛围，正如藏族俗语所言：“不能像铁一样相互碰撞，就像心一样相互友爱!”
佛教神域的教堂奇观
沿下盐井村上行5千米处还有一处隐映在绿树红花中的村落——上盐井村(包括上盐井村和九家村)，村中居民皆为藏族。村子最高的台地上有一座高墙围起的庭院，庭院中两座阁楼外墙呈白色，顶层装饰着藏红色的小柱头，显得与周边民居无异，但高高的十字架清晰彰显了它天主教堂的身份。
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传入雪域高原，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生活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最终形成了政教合一、全民信仰的独特文化景观。班班多杰教授认为藏传佛教“凌驾于藏族文化诸形式之上，占据了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且还形成了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事实上藏传佛教不仅仅限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它也传播于云南迪庆、丽江，四川盐源、甘肃甘南和内蒙古一带，是生活在那里的纳西族、普米族、裕固族、蒙古族的共同信仰。那么，这座天主教堂是如何突破坚如磐石的佛教信仰，在佛教神域的领地扎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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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17世纪初，伴随着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不断扩张，10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遗小兄弟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开始传教。其后成百上千的传教士深入西藏各个角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魄力和毅力传教布道。当“上帝福音”在同时期的美洲、非洲、亚洲其他地区高歌猛进时，青藏高原上的传教士几乎颗粒无收。只有17世纪早期意大利神父安夺德(其于1634年在西藏中毒身亡)等人在古格王朝支持下，一度建成教堂，并为当地民众布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1861年签订的《中法条约》获得了天主教在华传教和传教士自由活动的权利。法国外方传教会的罗勒拿、毕天祥神父随之进入西藏江卡(今芒康)，由于传教遭到僧俗大众极力反对和当地噶厦政府的镇压，他们避至盐井、德钦地区，在清政府的保护下租地建堂，维持生存。尽管盐井仍是藏族聚居区和藏传佛教的信仰区，但行政专属四川，噶厦政权鞭长莫及，只能屈从清政府对洋教的保护态度，加之这里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茶马、食盐贸易频繁，人们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思想也就相对开化，这也为接受外来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盐井也就成了天主教在西藏传播仅存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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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教堂，衣着藏族传统服饰的教众正在祷告，红色的大理石地面洁净如新，主通道两侧的座椅整齐排列一尘不染。正前方是耶稣基督的圣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将其环绕，圣像前摆放着鲜花和水果，供奉方式既有浓烈的藏族风味又有内地寺庙的意味。今天，盐井地区早已没有了宗教间的仇视和冷漠，刚达寺的喇嘛和教堂的神父在彼此重要的节庆日相互邀请共同庆祝，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组建家庭也十分平常。信仰佛教的妻子陪同丈夫做完教堂的礼拜后又一起去庙里拜佛是不少家庭的真实生活写照。
千百年间，红色、白色的盐在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百姓手中流转，流转着平静安详的生活理念；红色、白色的盐的味道在佛教徒、基督教徒、东巴教徒心间传递，传递着和谐融融的处世情怀。这是盐井的味道，这也是盐井的价值。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刘小方)
进入盐井地区的纳西族移民发挥自身精于农耕的优势，主动选择聚居与相对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将2600米的高地改造为盛产青稞、大麦、玉米、小米以及苹果、梨子、石榴、核桃、西瓜等的瓜果之乡，在长期的盐泉劳作中改造形成了今天的掘井晒盐模式。为了更好融入藏地，他们逐渐放弃了东巴教信仰而改信藏传佛教。由于与藏族接触紧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断靠近藏族，《盐井乡土志》记载说“奉檄司榷其地，甫至，聆听其语，讶与丽江相近。问之，通事则曰‘实丽江之么些语也’”，“惟以此地川藏之交，故又杂以藏语”，除了保留纳西族新春“祭天”等重大的祭祀习俗外，纳西人的言行举止与藏族无异，而也正是通过这种祭祀仪式，盐井的纳西族成功地维系了自己民族的心理和文化基因。到了清末，随着茶马贸易的百年积淀和与汉族的频繁交流，他们在风俗上也出现了汉文化特征，“盐井风俗与巴塘土著同，惟地接滇边，近又与内地人往来，渐染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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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聚居环境的选择，盐井的纳西人与主要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以牧业为主的藏族原住民之间形成了二元互补的生产形态，构成了并邑同耕牧的交错共生地理格局，从而避免了彼此之间因土地资源的重叠利用而引发深层次冲突的可能，实现了和谐共居。共同的宗教信仰又强化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造就了藏族、纳西族、汉族、傈僳族等亲如兄弟的生活氛围，正如藏族俗语所言：“不能像铁一样相互碰撞，就像心一样相互友爱!”
佛教神域的教堂奇观
沿下盐井村上行5千米处还有一处隐映在绿树红花中的村落——上盐井村(包括上盐井村和九家村)，村中居民皆为藏族。村子最高的台地上有一座高墙围起的庭院，庭院中两座阁楼外墙呈白色，顶层装饰着藏红色的小柱头，显得与周边民居无异，但高高的十字架清晰彰显了它天主教堂的身份。
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传入雪域高原，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生活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最终形成了政教合一、全民信仰的独特文化景观。班班多杰教授认为藏传佛教“凌驾于藏族文化诸形式之上，占据了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且还形成了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事实上藏传佛教不仅仅限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它也传播于云南迪庆、丽江，四川盐源、甘肃甘南和内蒙古一带，是生活在那里的纳西族、普米族、裕固族、蒙古族的共同信仰。那么，这座天主教堂是如何突破坚如磐石的佛教信仰，在佛教神域的领地扎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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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17世纪初，伴随着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不断扩张，10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嘉布遗小兄弟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开始传教。其后成百上千的传教士深入西藏各个角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魄力和毅力传教布道。当“上帝福音”在同时期的美洲、非洲、亚洲其他地区高歌猛进时，青藏高原上的传教士几乎颗粒无收。只有17世纪早期意大利神父安夺德(其于1634年在西藏中毒身亡)等人在古格王朝支持下，一度建成教堂，并为当地民众布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1861年签订的《中法条约》获得了天主教在华传教和传教士自由活动的权利。法国外方传教会的罗勒拿、毕天祥神父随之进入西藏江卡(今芒康)，由于传教遭到僧俗大众极力反对和当地噶厦政府的镇压，他们避至盐井、德钦地区，在清政府的保护下租地建堂，维持生存。尽管盐井仍是藏族聚居区和藏传佛教的信仰区，但行政专属四川，噶厦政权鞭长莫及，只能屈从清政府对洋教的保护态度，加之这里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茶马、食盐贸易频繁，人们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思想也就相对开化，这也为接受外来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盐井也就成了天主教在西藏传播仅存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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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教堂，衣着藏族传统服饰的教众正在祷告，红色的大理石地面洁净如新，主通道两侧的座椅整齐排列一尘不染。正前方是耶稣基督的圣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将其环绕，圣像前摆放着鲜花和水果，供奉方式既有浓烈的藏族风味又有内地寺庙的意味。今天，盐井地区早已没有了宗教间的仇视和冷漠，刚达寺的喇嘛和教堂的神父在彼此重要的节庆日相互邀请共同庆祝，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组建家庭也十分平常。信仰佛教的妻子陪同丈夫做完教堂的礼拜后又一起去庙里拜佛是不少家庭的真实生活写照。
千百年间，红色、白色的盐在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百姓手中流转，流转着平静安详的生活理念；红色、白色的盐的味道在佛教徒、基督教徒、东巴教徒心间传递，传递着和谐融融的处世情怀。这是盐井的味道，这也是盐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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