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迷”——宋教仁(1)
今年是宋教仁逝世100周年纪念，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和韧性。
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在许多人看来，宋教仁为宪政而死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和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
走上革命之路
宋教仁在晚清民初政治人物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即便孙中山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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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历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20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遇不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或许他还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便不期而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便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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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的“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其失望，而新政恰好提供了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情绪释放出来，进而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果，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这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惟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信号，使中国人突然想起10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10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的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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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然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
思想的转变
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实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向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等革命党人，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 http://www.100md.com(马勇)
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在许多人看来，宋教仁为宪政而死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和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
走上革命之路
宋教仁在晚清民初政治人物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即便孙中山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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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历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20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遇不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或许他还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便不期而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便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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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的“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其失望，而新政恰好提供了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情绪释放出来，进而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果，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这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惟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信号，使中国人突然想起10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10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的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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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然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
思想的转变
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实行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向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等革命党人，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 http://www.100md.com(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