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一个安全盲区(1)
2013年，中国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了63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进口的主要原因是，转基因大豆价格便宜。进口的大豆主要用于制造大豆油，因此，中国的家庭和餐馆普遍使用了转基因大豆油。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相关专家的一个共同看法是，只要经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食品就是安全的。但是，随着转基因大豆和其他转基因食品进入中国市场，一个在过去被忽视了的安全问题浮出水面。
中国暂无草甘膦残留量标准
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中有一种除草剂——草甘膦的残留量较大，而且中国对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量的检测一直是一个盲区。
草甘膦(商品名为农达)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于1971年研发的一种广谱除草剂，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与草甘膦配套使用的是抗草甘膦(抗农达)转基因作物，如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和棉花等。农民们种植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就可以大量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后者能杀灭许多杂草，但不会杀死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等。
现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是许多国家广泛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之一，特别是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种植面积已达这些国家大豆种植面积的80%以上，抗草甘膦玉米、油菜及棉花等作物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等国也在迅速增加。草甘膦被广泛使用的原因是，过去的研究表明，草甘膦是一种低毒农药，而且它与转基因作物联合采用能省时省力。
尽管如此，考虑到农药都具有毒性，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专家开展了最近一次草甘膦残留限量评估，经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国际食品标准政府间组织)审议后，公布了干大豆籽粒中草甘膦残留限量为20毫克(每千克产品中的最高草甘膦剂量)。此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和地区都将草甘膦残留限量标准设定为20毫克。
2005年，中国卫生部制定和颁布了《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05》(代替GB2763-1981，GB4788-1994等)，其中对11种产品的草甘膦残留量有规定，分别为稻谷0.1毫克、小麦6毫克、小麦粉0.5毫克、全麦粉5毫克、玉米1毫克、水果0.1毫克、甘蔗2毫克、棉籽油0.05毫克、茶叶1毫克、柑橘0.5毫克、苹果0.5毫克。
由于中国没有推广和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草甘膦也不能在大豆田使用，因此目前中国尚未制定草甘膦在大豆中的残留限量标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对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没有检测草甘膦的残留量，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标准。这也为草甘膦在食物中的超量残留留下隐患。
由于不检测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残留量，公众普遍为此担心。阿根廷儿科医生梅达多·阿维拉-巴斯克斯认为，草甘膦如果有“20毫克在食品中，其含毒量就很大了”。转基因大豆中草甘膦残留量较大可能造成种种后果。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分子胚胎学实验室主任安德烈斯·卡拉斯科在其201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草甘膦通过损害维甲酸信号对脊椎动物，如对青蛙和鸡的胚胎造成损害，产生畸形后代，这与接触草甘膦除草剂居民中经常出现新生儿畸形是一致的。而且在生产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地区，女性流产较多。阿根廷的查科省在国家推广农业生物技术后，新生儿畸形翻了两番。此外，草甘膦这样的除草剂与不断升高的患癌率和其他疾病，如慢性肾病也有关系。
转基因大豆草甘膦超标是世界性问题
2014年6月15日发表在《食品化学》中的一篇题为《市场上大豆成分的差异：草甘膦在抗农达大豆中的累积》的文章指出，草甘膦在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中的残留量不一样，因此，按照实质等同原则来评估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存在缺陷，因为实质等同的原则并不评估草甘膦残留量的安全与否，在实际种植和消费中，转基因产品的草甘膦残留量要大于传统产品。
实质等同原则是199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现代生物技术食品的安全性评价：概念和原则》的报告中引入的，认为转基因食品如果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传统食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就说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采纳了实质等同原则，该原则的定义是：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食品成分与已有食品或食品成分基本相同，那么其安全性就可以用相同方式对待。
挪威北极大学生物安全中心的库拉等人采集美国爱荷华州200千米范围内某一区域种植的31批次的大豆，对其草甘膦、草甘膦代谢物氨甲基磷酸(AMPA，草甘膦在植物体内最常见的代谢产物)和其他农药成分，以及营养性与化学品成分进行分析，依据营养成分、元素特征与除草剂/农药残留等指标判定其优劣，从而辨别这些转基因大豆在安全性上与传统大豆是实质等同，还是实质不等同。
研究人员检测的大豆分为3类：一是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二是采用传统化肥，即传统化学农业方式(种植前施用除草剂与农药)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三是采用有机耕作方式，即无化学方式(不使用除草剂或农药)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结果表明，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中草甘膦和氨甲基磷酸残留量较高，分别为3.3毫克/千克和5.7毫克/千克;施用化肥的非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和氨甲基磷酸低于转基因大豆;有机方式耕种的非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和氨甲基磷酸为零。
该项研究还证明，草甘膦可以被整个植物吸收并移位，在叶片和豆子中都发现了草甘膦，由此反驳了孟山都公司称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低于传统大豆的结论。不过，孟山都此前得出此结论的原因可能是传统大豆收获前刚刚喷洒草甘膦的缘故，草甘膦残留量较大，为16～17毫克/千克。
1999年，孟山都公司测定转基因大豆所记录的最高残留水平为5.6毫克/千克，这代表了“极高的水平，远高于那些通常的水平”。在库拉等人的研究中，10个转基因大豆样品中有7个样品超过了这种“极端水平”，这说明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量变得越来越高。 (王一凡)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相关专家的一个共同看法是，只要经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食品就是安全的。但是，随着转基因大豆和其他转基因食品进入中国市场，一个在过去被忽视了的安全问题浮出水面。
中国暂无草甘膦残留量标准
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中有一种除草剂——草甘膦的残留量较大，而且中国对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量的检测一直是一个盲区。
草甘膦(商品名为农达)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于1971年研发的一种广谱除草剂，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使用。与草甘膦配套使用的是抗草甘膦(抗农达)转基因作物，如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和棉花等。农民们种植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就可以大量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后者能杀灭许多杂草，但不会杀死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等。
现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是许多国家广泛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之一，特别是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种植面积已达这些国家大豆种植面积的80%以上，抗草甘膦玉米、油菜及棉花等作物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等国也在迅速增加。草甘膦被广泛使用的原因是，过去的研究表明，草甘膦是一种低毒农药，而且它与转基因作物联合采用能省时省力。
尽管如此，考虑到农药都具有毒性，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专家开展了最近一次草甘膦残留限量评估，经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国际食品标准政府间组织)审议后，公布了干大豆籽粒中草甘膦残留限量为20毫克(每千克产品中的最高草甘膦剂量)。此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和地区都将草甘膦残留限量标准设定为20毫克。
2005年，中国卫生部制定和颁布了《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05》(代替GB2763-1981，GB4788-1994等)，其中对11种产品的草甘膦残留量有规定，分别为稻谷0.1毫克、小麦6毫克、小麦粉0.5毫克、全麦粉5毫克、玉米1毫克、水果0.1毫克、甘蔗2毫克、棉籽油0.05毫克、茶叶1毫克、柑橘0.5毫克、苹果0.5毫克。
由于中国没有推广和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草甘膦也不能在大豆田使用，因此目前中国尚未制定草甘膦在大豆中的残留限量标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对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没有检测草甘膦的残留量，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标准。这也为草甘膦在食物中的超量残留留下隐患。
由于不检测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残留量，公众普遍为此担心。阿根廷儿科医生梅达多·阿维拉-巴斯克斯认为，草甘膦如果有“20毫克在食品中，其含毒量就很大了”。转基因大豆中草甘膦残留量较大可能造成种种后果。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分子胚胎学实验室主任安德烈斯·卡拉斯科在其201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草甘膦通过损害维甲酸信号对脊椎动物，如对青蛙和鸡的胚胎造成损害，产生畸形后代，这与接触草甘膦除草剂居民中经常出现新生儿畸形是一致的。而且在生产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地区，女性流产较多。阿根廷的查科省在国家推广农业生物技术后，新生儿畸形翻了两番。此外，草甘膦这样的除草剂与不断升高的患癌率和其他疾病，如慢性肾病也有关系。
转基因大豆草甘膦超标是世界性问题
2014年6月15日发表在《食品化学》中的一篇题为《市场上大豆成分的差异：草甘膦在抗农达大豆中的累积》的文章指出，草甘膦在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中的残留量不一样，因此，按照实质等同原则来评估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存在缺陷，因为实质等同的原则并不评估草甘膦残留量的安全与否，在实际种植和消费中，转基因产品的草甘膦残留量要大于传统产品。
实质等同原则是199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现代生物技术食品的安全性评价：概念和原则》的报告中引入的，认为转基因食品如果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传统食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就说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采纳了实质等同原则，该原则的定义是：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食品成分与已有食品或食品成分基本相同，那么其安全性就可以用相同方式对待。
挪威北极大学生物安全中心的库拉等人采集美国爱荷华州200千米范围内某一区域种植的31批次的大豆，对其草甘膦、草甘膦代谢物氨甲基磷酸(AMPA，草甘膦在植物体内最常见的代谢产物)和其他农药成分，以及营养性与化学品成分进行分析，依据营养成分、元素特征与除草剂/农药残留等指标判定其优劣，从而辨别这些转基因大豆在安全性上与传统大豆是实质等同，还是实质不等同。
研究人员检测的大豆分为3类：一是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二是采用传统化肥，即传统化学农业方式(种植前施用除草剂与农药)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三是采用有机耕作方式，即无化学方式(不使用除草剂或农药)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结果表明，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中草甘膦和氨甲基磷酸残留量较高，分别为3.3毫克/千克和5.7毫克/千克;施用化肥的非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和氨甲基磷酸低于转基因大豆;有机方式耕种的非转基因大豆中的草甘膦和氨甲基磷酸为零。
该项研究还证明，草甘膦可以被整个植物吸收并移位，在叶片和豆子中都发现了草甘膦，由此反驳了孟山都公司称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低于传统大豆的结论。不过，孟山都此前得出此结论的原因可能是传统大豆收获前刚刚喷洒草甘膦的缘故，草甘膦残留量较大，为16～17毫克/千克。
1999年，孟山都公司测定转基因大豆所记录的最高残留水平为5.6毫克/千克，这代表了“极高的水平，远高于那些通常的水平”。在库拉等人的研究中，10个转基因大豆样品中有7个样品超过了这种“极端水平”，这说明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量变得越来越高。 (王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