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史学界的“奥林匹克”(2)
在新旧史学争论之外，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冷战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另一个主题。战后，随着苏联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迅速发展。苏联希望通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宣传苏联史学成就，对参会抱以十分积极的态度。苏联的参与，对传统西方学者垄断地位构成有力冲击。虽然，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努力提供着理性的讨论空间，但是，意识形态分歧往往演化成为激烈的争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0年举办的第13届莫斯科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作为东道主，苏联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西方也毫不示弱，各派学者踊跃参加。一时间，莫斯科成了史学中心，参会人数、会议规模都超过了历届大会。会议期间西方学者批判了史学研究服务于政治的现象，借以抨击苏联体制，这引发苏联学者的激烈反驳。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直到冷战结束才逐渐淡出大会。史学家的视角也随之投向更广阔的全球史领域。
历史，让人类走到一起
20世纪90年代，两级格局的崩溃，为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0年奥斯陆大会的主题“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2005年悉尼大会的主题“历史上的人与自然”;2010年阿姆斯特丹大会的主题“民族史与历史的全球化”， 千禧年来3次大会的主题设置都十分突出全球史的议题。“历史研究的选题方法和成果评估都要纳入全球化的趋势中进行全盘考虑”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 http://www.100md.com
对全球史研究的重视标志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重拾史学共同体理想，德国历史学家厄尔德曼在《走向史家之大同：世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1898～2000》一书中指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正越来越大，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学家通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合作与融通也在不断提升。在悉尼大会上，科尔进一步提出普世史概念，他认为历史学家要具有包容的精神，即尽管存在着历史学家在兴趣 、叙述和赋予历史以意义上的种种不同，但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要通过反对或合作 、说明和比较 、舍弃和识别，使他们能够相互面对和彼此相处，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是这样一种普世历史的训练场。
历史，让中国融入世界
中国是史学的国度，历代开国之初必修前史。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不仅属于中国人民，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直到1985年才第一次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团体会员的身份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消融桎梏中国史学研究的坚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为中国学者观察世界史学动态的重要平台。1985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以“生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心理历史学”作为圆桌会议的主题，广泛而多样的课题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启发。中国学者敏锐察觉到边缘性课题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年鉴派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国内的传播，中国史学界开始突破传统政治史、战争史的狭窄视野，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迎来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高潮。
, 百拇医药
冷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史置于优先位置，作为回应，中国学者从“ 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思考全球史。著名史学家罗荣渠教授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 —渔猎文明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3个历史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因生产力的大变革引起，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形式，并不与固定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这种“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破除了简单 、机械的 “ 一元单线”的教条，在全球史研究中引发了较大反响 。进入21世纪，中国已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届大会“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20届大会“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21届大会“水与中国历史”，无不将中国置于全球史研究的突出位置。与此对应，在国内，全球史也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学者在吸收前人全球史研究成果基础上突破“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加强对亚非拉国家历史的研究，努力建构更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学派”。
【责任编辑】林 京, 百拇医药(马远征)
历史，让人类走到一起
20世纪90年代，两级格局的崩溃，为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0年奥斯陆大会的主题“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2005年悉尼大会的主题“历史上的人与自然”;2010年阿姆斯特丹大会的主题“民族史与历史的全球化”， 千禧年来3次大会的主题设置都十分突出全球史的议题。“历史研究的选题方法和成果评估都要纳入全球化的趋势中进行全盘考虑”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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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史研究的重视标志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重拾史学共同体理想，德国历史学家厄尔德曼在《走向史家之大同：世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1898～2000》一书中指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正越来越大，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学家通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合作与融通也在不断提升。在悉尼大会上，科尔进一步提出普世史概念，他认为历史学家要具有包容的精神，即尽管存在着历史学家在兴趣 、叙述和赋予历史以意义上的种种不同，但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要通过反对或合作 、说明和比较 、舍弃和识别，使他们能够相互面对和彼此相处，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是这样一种普世历史的训练场。
历史，让中国融入世界
中国是史学的国度，历代开国之初必修前史。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不仅属于中国人民，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直到1985年才第一次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团体会员的身份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消融桎梏中国史学研究的坚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为中国学者观察世界史学动态的重要平台。1985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以“生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心理历史学”作为圆桌会议的主题，广泛而多样的课题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启发。中国学者敏锐察觉到边缘性课题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年鉴派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国内的传播，中国史学界开始突破传统政治史、战争史的狭窄视野，并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迎来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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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史置于优先位置，作为回应，中国学者从“ 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思考全球史。著名史学家罗荣渠教授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 —渔猎文明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3个历史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因生产力的大变革引起，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形式，并不与固定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这种“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破除了简单 、机械的 “ 一元单线”的教条，在全球史研究中引发了较大反响 。进入21世纪，中国已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届大会“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20届大会“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21届大会“水与中国历史”，无不将中国置于全球史研究的突出位置。与此对应，在国内，全球史也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学者在吸收前人全球史研究成果基础上突破“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加强对亚非拉国家历史的研究，努力建构更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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