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明珠(2)
入唐后,历经贞观、开元盛世,江南地区繁荣安定,社会经济显著发展,交通运输日渐便利。一方面,由扬州南下广州、交州(古代地名)等地的海路顺利贯通;另一方面,由广州溯江而上,翻大庾岭,入赣江,抵洪州(今江西南昌),沿长江至扬州的内陆交通也得以顺畅。除南线外,北线从长安经渭水至洛阳,由汴河至扬州的水道成为国家命脉的重要交通线。扬州俨然成为连接南北、沟通海内外的重要节点。“安史之乱”后,关中大户竞相迁徙江南,扬州因未遭兵燹,渐成全国都会,被誉为“扬一益二”。
大明寺
扬州造船技术的发达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条件。唐代的扬州以造船举世著称,早在初唐年间,扬州即为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战船制造基地,并专设有“扬州道造船大使”一职,专司其务。从考古发掘中也得以佐证,扬州出土的大型古船皆出自唐代。唐政府在扬州遍设造船工场,可造各类江船、海船。唐代宗大历年间,转运使刘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共造2000余艘船,每船可载重1000石。同时,民间造船业也兴旺发达。大历、贞元年间,扬州富商俞大娘所造之船,每艘可载粮万石,操纵工匠达数百人,甚至“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造船业的发达,成为扬州海运勃兴的缩影。
鉴真东渡宝塔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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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扬州的对外交流已形成了固定的海上航路,当时主要分南、北两条线路。北线从日本九州中部始发,经朝鲜半岛南部,沿西海岸北上,向西至胶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登岸,转由济水入淮河,沿淮南运河抵扬州;或由江苏北部的楚州沿海登陆,沿淮南运河抵扬州。南线则由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半岛或由北部的博多湾一带渡海,斜穿东海,直达长江口的扬州。日本历次遣唐使及鉴真和尚东渡,皆取南线。同时,沿长江至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江西南昌),再经大庾岭,可至闽粤一带;或自长江口直径南下,可抵东南亚一带。这些航线的开通,巩固了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本、朝鲜等地遣唐使,大多由扬州经运河,抵达长安。鉴真和尚为东传佛经,历经6次奇险,不幸双目失明,最终抵达日本。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景观,就仿制扬州大明寺,寺内“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均为鉴真弟子——扬州兴云寺僧义静所造,如今皆为日本国宝。扬州成为与广州、泉州、明州并称的四大港口之一。唐政府还在扬州设立市舶司,管理藩商与外籍船舶,征收商税,成为近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雏形。
, 百拇医药 鉴于朝廷宽松的对外政策,中外商旅咸聚扬州。唐宋时,扬州城内商贾云集,涌现了不少来自新罗、高句丽、东瀛、大食、波斯、婆罗门的胡商与藩客。他们寓居扬州,经商从学,港内一时间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扬州境内的真州(今仪征)、瓜洲等地日趋繁盛,素有“京口瓜洲一水间”。南宋咸淳年间来扬州的穆斯林普哈丁,在扬州寓居10年,并长眠于此,其所创建的仙鹤寺为江南四大古清真寺之一。元代来扬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更是在这里寓居3年并担任官职,其游记中载有大量关于扬州的描写。当时,藩客、胡商多居于番坊内,鲜有杂处,建筑样式颇具穆斯林风格。此外,为了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在仪征陈集还建有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天后楼以及海神庙等建筑。
扬州行宫全图
两淮盐路
伊斯兰宗教名胜普哈丁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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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益孱弱。自唐开成年间以来,长江下游淤沙沉积,长江入海口渐次东移,扬州由濒海都会渐为内陆城市。因江口淤塞,海船已不能直抵扬州港,扬州在海运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末年,本设置于扬州的市舶司迁移至松江华亭(今上海),元代增设温州、澉浦、上海,明代迁至太仓黄渡(今苏州太仓),扬州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明嘉靖年间,为了应对日本倭寇的侵扰,确保盐运司课银的征收和盐商大户的安全,扬州城整体东移,迁至旧城外环河,沿运河筑新城。倭寇平定后,旧城废置,新城繁盛,盐商骈至,商民聚集。万历年间,南北盐商多达100余家,“四方之托业者辐辏焉”,扬州遂成享誉一时的都会。清朝建立后,出于肃靖海匪、镇压抗清武装的政治考量,“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扬州与海外的沟通日渐羸弱。此时,因盐引专营,扬州由外销城市逐步转为内销城市,一度成为全国盐业的集散中心。为追逐淮盐之利,城内商铺鳞次栉比,盐商浮华奢侈,多子街两旁皆绸缎铺,翠花街“市肆韶秀,货分隘列,皆珠翠首饰铺”。盐商财力雄厚,“天下税赋盐税居半,天下盐税两淮居半”。全国各地的豪商巨贾,侨寄扬州者不下数十万,“商贾什九,土著什一”;南河下一带华屋连苑,尽成富商官邸。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中国的海外贸易自主权彻底丧失,海上丝绸之路被西方的新航路所替代。清道光年间,朝廷改行票盐法,扬州在两淮盐务中的显赫地位一去不复返;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漕运被海运所替代,扬州内河交通枢纽地位宣告丧失;清光绪年间,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扬州就此彻底被边缘化。
【责任编辑】王 凯, 百拇医药(顾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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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造船技术的发达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条件。唐代的扬州以造船举世著称,早在初唐年间,扬州即为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战船制造基地,并专设有“扬州道造船大使”一职,专司其务。从考古发掘中也得以佐证,扬州出土的大型古船皆出自唐代。唐政府在扬州遍设造船工场,可造各类江船、海船。唐代宗大历年间,转运使刘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船给钱千缗”,共造2000余艘船,每船可载重1000石。同时,民间造船业也兴旺发达。大历、贞元年间,扬州富商俞大娘所造之船,每艘可载粮万石,操纵工匠达数百人,甚至“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造船业的发达,成为扬州海运勃兴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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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来,扬州的对外交流已形成了固定的海上航路,当时主要分南、北两条线路。北线从日本九州中部始发,经朝鲜半岛南部,沿西海岸北上,向西至胶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登岸,转由济水入淮河,沿淮南运河抵扬州;或由江苏北部的楚州沿海登陆,沿淮南运河抵扬州。南线则由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半岛或由北部的博多湾一带渡海,斜穿东海,直达长江口的扬州。日本历次遣唐使及鉴真和尚东渡,皆取南线。同时,沿长江至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江西南昌),再经大庾岭,可至闽粤一带;或自长江口直径南下,可抵东南亚一带。这些航线的开通,巩固了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本、朝鲜等地遣唐使,大多由扬州经运河,抵达长安。鉴真和尚为东传佛经,历经6次奇险,不幸双目失明,最终抵达日本。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景观,就仿制扬州大明寺,寺内“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均为鉴真弟子——扬州兴云寺僧义静所造,如今皆为日本国宝。扬州成为与广州、泉州、明州并称的四大港口之一。唐政府还在扬州设立市舶司,管理藩商与外籍船舶,征收商税,成为近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雏形。
, 百拇医药 鉴于朝廷宽松的对外政策,中外商旅咸聚扬州。唐宋时,扬州城内商贾云集,涌现了不少来自新罗、高句丽、东瀛、大食、波斯、婆罗门的胡商与藩客。他们寓居扬州,经商从学,港内一时间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扬州境内的真州(今仪征)、瓜洲等地日趋繁盛,素有“京口瓜洲一水间”。南宋咸淳年间来扬州的穆斯林普哈丁,在扬州寓居10年,并长眠于此,其所创建的仙鹤寺为江南四大古清真寺之一。元代来扬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更是在这里寓居3年并担任官职,其游记中载有大量关于扬州的描写。当时,藩客、胡商多居于番坊内,鲜有杂处,建筑样式颇具穆斯林风格。此外,为了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在仪征陈集还建有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天后楼以及海神庙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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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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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益孱弱。自唐开成年间以来,长江下游淤沙沉积,长江入海口渐次东移,扬州由濒海都会渐为内陆城市。因江口淤塞,海船已不能直抵扬州港,扬州在海运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末年,本设置于扬州的市舶司迁移至松江华亭(今上海),元代增设温州、澉浦、上海,明代迁至太仓黄渡(今苏州太仓),扬州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明嘉靖年间,为了应对日本倭寇的侵扰,确保盐运司课银的征收和盐商大户的安全,扬州城整体东移,迁至旧城外环河,沿运河筑新城。倭寇平定后,旧城废置,新城繁盛,盐商骈至,商民聚集。万历年间,南北盐商多达100余家,“四方之托业者辐辏焉”,扬州遂成享誉一时的都会。清朝建立后,出于肃靖海匪、镇压抗清武装的政治考量,“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扬州与海外的沟通日渐羸弱。此时,因盐引专营,扬州由外销城市逐步转为内销城市,一度成为全国盐业的集散中心。为追逐淮盐之利,城内商铺鳞次栉比,盐商浮华奢侈,多子街两旁皆绸缎铺,翠花街“市肆韶秀,货分隘列,皆珠翠首饰铺”。盐商财力雄厚,“天下税赋盐税居半,天下盐税两淮居半”。全国各地的豪商巨贾,侨寄扬州者不下数十万,“商贾什九,土著什一”;南河下一带华屋连苑,尽成富商官邸。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中国的海外贸易自主权彻底丧失,海上丝绸之路被西方的新航路所替代。清道光年间,朝廷改行票盐法,扬州在两淮盐务中的显赫地位一去不复返;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漕运被海运所替代,扬州内河交通枢纽地位宣告丧失;清光绪年间,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扬州就此彻底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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