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义和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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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义和团外溢，只是一个内政问题，假如清廷采取一个全国性措施，这种情形也不是不能根治，至少不会像后来那样成为无法收束的全国性动荡。
所谓宣战诏书
义和团之所以闹到这样，特别是能够堂而皇之进入严密防范的京城，显然如果没有来自高层的默许，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清廷自从为光绪帝选择了大阿哥之后，中外交涉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公使或许听信那些政治流亡者的分析，以为光绪帝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端王载漪则代表守旧，因而各国公使死活不愿与端王打交道，不愿向清廷致贺。这对帝制中国、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颜面扫地。怎样扭转这一尴尬的局面，也委实让端王为难。
恰当此时，袁世凯替换掉的山东巡抚毓贤回京赋闲，他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总要到各位王爷、大臣那里走走门子，寻找重出机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毓贤在山东的“地方经验”派上了用场。怎样让外国人屈服，毓贤的办法不过就是有意识释放义和团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以此让外国人有求于清政府。
各国公使并没有因为京津直隶局势混乱加剧就改变自己对大阿哥的看法，而毓贤却因此出任山西巡抚。山西是外国传教士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毓贤被免除山东巡抚时，清廷已答应各国公使，不会重新任用毓贤；即便不得已而重用，也不会将其放到外国人多的省份。清廷的做法违背了先前的承诺，遂使中外间的误会不是减少，而是进一步加深、加大。各国公使不断向清廷施压要求剿灭义和团、大刀会，维护各国利益；清廷主政者尽管没有正面要求各国公使承认中方政治变化，但对各国的要求则不那么积极，京津直隶地区的局势更加恶化。
进入5月，京城内外遥相呼应，义和团运动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
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义和团乩语：“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义和团民焚毁教堂和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北京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清政府有能力保护公使馆，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不过，庆亲王也表示，如果各位公使执意这样做，清政府并不完全反对。
基于安全考虑，各国公使决定从大沽口外海面调集一批军队进京，加强使馆、教堂及外国人聚集区的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引起了清政府严重不安，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主张招抚义和团。6月6日，清廷发布了一个上谕，刻意强调义和团民众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值得同情。
清廷的转向让各国公使更加恐慌。6月10日，各国任命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一支人数更多的联军前往北京保护使馆。无奈，京津间的局势完全失控，西摩联军用了17天时间不仅没有抵达北京，反而被义和团围追堵截逃回了天津。
西摩联军无法顺利抵达北京，在各国司令官看来，主要是因为清军驻守的大沽炮台阻断了联军与后方的联系，因此各国司令官6月16日向清军驻守大沽炮台的指挥官罗荣光、直隶总督裕禄各发一份通牒，要求翌日凌晨两点将炮台交给联军。
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他在没有外援的情形下，与几千守军浴血奋战，但终因敌众我寡而丢掉了炮台，付出巨大牺牲。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很吃紧，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很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其实，联军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10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个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他接到这份照会，各国水师提督“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
裕禄的报告送到北京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大沽炮台失守已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
知。慈禧太后、光绪帝虽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剿与抚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团，还是要以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与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其实，慈禧太后、光绪帝以及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怎样保住大沽炮台。直至6月20日，上谕仍要求裕禄报告与联军交涉最新进展，仍不知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