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诺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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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种荣誉滚滚而来，达马迪安一直惦记着最神圣的诺贝尔奖，并且没忘记制造舆论。对于核磁共振迟迟不入诺贝尔奖法眼，科学界一直猜测和专利纠纷有关。达马迪安曾经多次对侵权行为诉诸法律，日立、强生、飞利浦、西门子等公司都私下进行了赔偿而免于官司，唯独通用电气出来应诉，最终在1997年10月6日输给达马迪安128705766美元。
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终于轮到了核磁共振，达马迪安却遭到当头一棒。获奖者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劳特布尔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曼斯菲尔德，压根无视了达马迪安的存在，连“三人限额”也没有用足，毫无疑问诺贝尔奖委员会是故意行为。达马迪安岂是忍气吞声、善罢甘休之辈，他担任总裁的佛纳公司以“达马迪安之友”名义买下美国和瑞典多家主流媒体的版面，密集刊登抗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广告，总共耗资约30万美元。这些广告的通栏标题是“可耻的错误必须纠正”。而诺贝尔奖委员会照旧祭出“沉默是金”的法宝，对这个狂飙式的狠角色不予理睬。
如果说达马迪安碰壁的重要原因是过度游说，另一位刻意包装却未能如愿的大人物，要数美国天文学家哈勃了。比起目光短浅、胸怀狭窄的世俗之辈，哈勃无疑具有“枢机星辰、囊括宇宙”的心胸和眼界，但却因没能得到地球这颗行星上的诺贝尔奖耿耿于怀，甚至专门雇请“枪手”进行自我推销。哈勃的名字、照片和业绩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瞧!宇宙!》《去西天朝圣》《艰难，艰难，苦工与哈勃》《帕洛玛的眼睛盯着10亿光年》，诸如此类的醒目标题足够煽情，不少文章把哈勃比作“航行在茫茫宇宙中发现新大陆的天上哥伦布”。但所有这些炒作统统枉费心机，因为当年斯德哥尔摩根本不认天文学。1953年哈勃抱憾而终，白白耗费了晚年许多最宝贵的精力和时间。
宠辱不惊的达观者
对诺贝尔奖的不公能豁然大度、泰然处之的科学家往往更为人所称道。贝尔发现中子星遭到无视后，连诺贝尔奖委员会秘书巴拉尼都私下送给她一个奖章的复制品表示歉意。贝尔却从不抱怨，她老年时不无幽默地说，“我这辈子能成为名人，是因为没有获诺贝尔奖。”
戴森是量子电动力学巨擘，对自旋波的研究和“戴森球”的构想享誉四方。著名科学家温伯格曾说，诺贝尔奖对戴森的忽视是“剥夺行为”。而戴森自己却洒脱地说：“别人问你为什么没有得诺贝尔奖，总比别人问你为什么得了诺贝尔奖要强。”
发现碳的第三种同素异形体富勒烯是化学界的大事，为材料学、电子学和纳米技术开辟了广阔前景，至少5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都在引颈翘望斯德哥尔摩的喜讯。1996年的诺贝尔奖终于轮到了富勒烯，科尔、克罗托和斯莫利三人获得了桂冠，而最早用电弧法制备出克量级富勒烯的克雷奇默和霍夫曼“从此不再是名人”。他们除了失落外毕竟感到一种轻松和解脱，“靴子”总算落地了，从此可以过平静生活，用不着每年10月都要应付在实验室外安营扎寨的大批记者了。
诺贝尔奖历史上最有君子之风和人性之美的故事发生在2008年。当查尔菲、下村修和钱永健因“发现和发展绿色荧光蛋白”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真正最早对绿色荧光蛋白研究做出决定性贡献的生物学家普拉舍却被排除在外。早在20年前，供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普拉舍就对绿色荧光蛋白进行了克隆和基因测序，并于1992年在《基因》杂志发表论文《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蛋白结构》。但由于研究项目备受冷遇和经费枯竭，普拉舍被迫离开伍兹霍尔实验室。怀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和“临终托孤”的心态，普拉舍把绿色荧光蛋白的互补DNA标本无偿寄给了查尔菲和钱永健，成了他们实验的新起点。以荧光蛋白为示踪分子和生物标记的研究引发细胞生物学的革命。而普拉舍最后流落到一家汽车营销店当摆渡车司机，周薪300美元。
查尔菲和钱永健获奖后都没有忘记盛赞普拉舍的功勋，甚至表示普拉舍比自己更应该得诺贝尔奖，不仅因为他的开创性贡献，还因为他对科学的无私和人品的善良。而普拉舍听到绿色荧光蛋白获得诺贝尔奖后感到由衷高兴，既不后悔当年的慷慨，更没提出任何诉求。谁也无法更改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查尔菲和钱永健共同出资安排普拉舍夫妇到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接着钱永健正式聘任普拉舍加盟自己的实验室。2012年，61岁的普拉舍重新回到分子生物研究第一线。对于钱永健，此举不仅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是对人类英才的珍惜与爱护。
身价百倍的失言者
如果说诺贝尔奖的“未济”者经常患上“诺贝尔臆想症”，那么诺贝尔奖的“既济”者则容易出现另一种“诺贝尔综合征”。命运突变带来的冲击确实难以把持。有人过分陶醉于公众舞台而告别实验室，诺贝尔奖就成了其科学生涯的终点。更可虑的是有人变得剑走偏锋，背离科学。
法国生理学家里歇因研究过敏现象而获得19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却在晚年热衷于“超感官知觉”，对通灵人帕拉蒂诺的骗局笃信不疑并出任英国心灵研究会会长;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森因研究超导和量子隧穿效应而获得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几乎和过去的科学生涯完全断绝了关系”，迷恋于神秘现象和特异功能，成为科学界的异端;荷兰裔英国科学家廷伯根因研究动物行为而获得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却将自己观察鸟类的经验生搬硬套给人类，提出所谓“冷藏箱母亲”理论，把儿童的自闭症归咎于缺乏母爱和童年虐待，并推广毫无科学依据的“强制拥抱”和“对视疗法”，让患儿的父母承受了双倍的心理煎熬，被医学界一致否定和批评;美国科学家鲍林作为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创始人曾在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并于196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晚年却不遗余力宣扬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预防感冒、治愈癌症和延缓衰老，医学界经过多次严格的双盲法实验，证明鲍林的理论毫无科学依据。他被称为“20世纪最受尊敬和最受嘲弄的科学家之一”;美国科学家伊格纳罗因为发现一氧化氮是心血管系统的信号分子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来却因为药品做不实广告而被起诉并罚款85万美元;美国生物化学家穆利斯因发明聚合酶链锁反应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但却忽而否定HIV病毒是引起艾滋病的原因，忽而反对全球变暖和臭氧空洞危机并鼓吹占星术，最终遭到科学界的耻笑和唾弃。 (赵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