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百年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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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降，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因素不断增长，君主政体存废问题确曾一度引起人们注意。但由于中国社会生存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对君主品质、效应的怀疑不仅没有构成对君主政体的威胁，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进一步改善、巩固了君主政体。顾炎武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尚刑繁矣，众治之尚刑措矣。”在主观意图上，顾炎武期以“分权众治”克服君主政体弊病，但在实际效果上则进一步强化了君主权力，“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依然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视为君主意志的体现。
在辛亥国变之前几十年，随着西方思潮不断输入和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知识人、政治精英在救亡图存过程中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传统，开始怀疑君主政体的象征意义，怀疑君主在政治秩序建构、维护方面的效用。如果说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仅出于救亡自强目的，尚未根本怀疑中国旧有统治秩序的话，那么，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思潮就不仅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内核改善中国旧有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的合理性。冯桂芬指出，中国人之所以面对西方冲击一败再败，应坦率承认中国人“实不如”西洋，即首先找出中国在哪些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再确定如何学习西方、改进自身。据冯桂芬归纳，中国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不仅“君民不隔不如夷”关涉中国旧秩序、君主政体，其他三个方面实际上也是君主体制的必然派生物。
寻求意义 重建权威
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都曾注意以前君主政体的弊病、症结，但他们也都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君主政体只能改善，而不能骤然推翻，中国进步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是否可能有一个圣明君主在上领导、推动改革。因为他们清楚，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君主是秩序和谐、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其功能不仅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意义。冯国璋
正是基于中国人对“意义世界”的思考，我们看到，在辛亥国变前后若干年，保皇、复古的思潮就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反动与革命、保守与进步，而是关涉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国情前提下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1912年6月，当君主政体废黜不久，康有为就表示出自己的担心：他并不坚持认为君主体制优于共和，而是强调中国国情实在没有达到共和水平，如此驟行共和，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收到预想效果，甚至可能延误中国进步和发展时机。
具有康有为相同或类似想法的人，在民国初年所在多有，这批人在过去一概被斥为保守、守旧，具有“清遗民”情结，但从后来政治文化发展情形看，他们的怀疑、焦虑，并非全无意义、无的放矢。在康有为等人心目中，共和也好，帝制也罢，要必以有利于中国未来发展为依归，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名词的优美、动听上。
在民国初年复辟、反复辟较量中，主张、推动帝制的，并不一定实行君主专制;反对复辟的，也并非完全无视民初政治混乱。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思潮，要为中国人寻找自己的“意义世界”;对于混乱的政治情势，不论共和还是帝制，都在试图重构一个有效率、有向心力的政治权威。只有从这个视角思考张勋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选择，才不会将一场严肃的政治体制变动视为儿戏、等同于闹剧。
张勋其人
张勋字绍轩，又写作少轩，江西奉新人，生于1854年。辛亥年，五十七岁，在北洋系中，属于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哥们。在稍后平息义和拳运动时，张勋统领巡防营防剿，贡献卓著，论功赏“壮勇巴图鲁”。两宫回銮，随扈至京，谕留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云南提督，改甘肃，皆不赴。日俄战争结束后，调奉天，充行营翼长，节制东三省防军，赏黄马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驻浦口，调江南提督。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军人，张勋在军事上的造诣毋须怀疑，在政治上的忠诚更是格外突出。他在出任江南提督时，适值武昌变起，苏州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方与众筹战守。有持异议者，张勋毫不客气直斥之。翌日，新军哗变，张勋指挥所部与哗变新军殊死抵抗，浴血雨花台，大破之。江浙联军来攻，力量悬殊，粮援胥绝，乃转战退屯徐州，“完所部”，损失极少，是辛亥国变南北冲突时竭尽全力不背叛朝廷的“真男儿”。从后来的革命立场，当然可以批评张勋不识时务、不知变通，但从政治信仰、政治立场角度而言，也应该承认张勋这样的人在历史巨变关头并非毫无意义，而且由此才可以理解张勋后来的立场与作为。
退守徐州的张勋衷心不改，张人骏、铁良均已逃走，清廷遂任命张勋为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张勋成为清廷与南军对峙的第一道防线，“部伍逾两万人，铠甲斗具犀利，自号定武军。皆蓄发结辫，別为制，威名棱棱称重镇。于是，康有为外为主师，万绳栻内为谋士，遗臣从之如归。当天下郊劲兵处，斩然有复辟志”。这为后来的历史事变预留了种子，张勋也以其特殊的政治立场一时蔚然成领袖。
张勋在大变局时代没有像新军绝大多数将领那样迅即转身，认同共和，放弃君宪，而是坚守过去十几年普遍认同的君主立宪信念，“蓄发结辫”为志，这种做法遭到相当多的嘲笑、嘲弄;但从做人做事立场看，似乎并非全无可取。当清廷决定退位让国，袁世凯遣使劳问，张勋从容对答：“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他在政治上虽不认同中国就此走上共和，但当大家都这样做时，他也只好屈从，但他同时警告袁世凯应该谨守南北妥协谈判达成的全部方案，不要辜负朝廷退位让国的一片苦心。
其实，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将领，对清廷退位深表同情、敬佩，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维持清室尊严。民国与退处紫禁城的小清王朝犹如亲戚般不时走动，张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退居内宫的前朝“岁时朝谒，贡奉惟谨”，不时向内宫上个奏折，“愿上忍须臾。时有变，臣必起而报清”。反过来说，假如民国一直稳定发展下去，比大清好，张勋也就没有起而改变体制的理由了。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