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以少胜多的战役(1)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以少胜多的战役不胜枚举。这些战役闪烁着古代军事家的智慧，展现着中国古代战法的锋芒。在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中，几个以少胜多的战役尤其值得学习和反思。
中国古代战争特点
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军队数量是否庞大、战争物资储备是否充足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需要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古代战争中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争中的“后勤补给”，都强调了物资充足对于战争取得胜利的保障作用。
冷兵器时代战争双方的攻击和防卫手段不外乎弓、矛、枪、盾等武器，其攻击范围和杀伤力不及现代枪炮，那么，人数多的一方在战争中的优势便十分明显。有时为了威吓敌国，还采取夸大己方军队数量的策略。大国兼并小国，强国战胜弱国，这是古代战争进行的常态。
中国古代战争的一大特点便是对劳动力和土地的重视和争夺，哪个政权人多，兵源就多，在战争中便占优势；同时，哪个政权土地广阔，则物产丰富，物资充足。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依据便是人口和土地多少。孙子兵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战争中常说的“寡不敌众”“人海战术”讲的就是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中国古代战争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宣称战争的正义性和兴“仁义之师”，做到“师出有名”。发动和进行战争的一方总是会强调己方为“仁义之师”，是“伐无道”：或者是借助皇帝名义进行战争，如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讨不臣”，或者宣称接到皇帝密诏率军讨伐，等等。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以少数精兵强将战胜强大敌人的战役显得格外耀眼。在这些战例中，尤以秦末农民起义中的巨鹿之战，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最为著名。
“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属楚”——巨鹿之战
公元前209年秋，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反抗秦朝暴政，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公元前208年，陈胜、吴广因形势进展顺利而骄傲，加上秦军反扑和镇压，最终失败。虽然陈胜、吴广起义被镇压下去，但各地反秦斗争已风起云涌。在各地反秦武装中，项羽和刘邦成为最重要的两支力量。
各地地主贵族武装借助农民起义之机，以先秦六国之名建立了割据政权，“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公元前207年，秦军围困赵国，“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巨鹿城”，形势十分危急，赵王向各地诸侯军求救。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军救赵。各路救赵武装均因惧怕秦军而不敢与秦军交战，只是筑垒观望。宋义军行至安阳后也因惧怕秦军不敢渡河救赵，“留四十六日不进”。宋义寄希望于秦、赵交战两败俱伤后再进兵，项羽认为秦国肯定是要攻下赵国，而赵国如果被攻破，秦国将更为强大。大军在停留期间，正逢天寒地冻、连降大雨，宋义却不体恤士卒，每日“饮酒高会”。项羽即于军帐中将宋义斩杀，向楚怀王报告此事，楚怀王便任命项羽为上将军，使其将兵攻秦救赵。接下来便爆发了著名的巨鹿之战。
在赵国的请求下，项羽率大军渡河。过河后，为了表示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项羽命令将所有的船只凿沉，把饭锅打破，只带三天干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将领和兵士感奋，无不奋勇向前，与秦军九战九捷，大破秦军主力。不久，章邯的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
巨鹿之战是秦末起义军将领项羽与秦军主力进行的一场战略大决战，双方都投入了各自大部分兵力，这场战争的成败决定了秦国和各起义军的生死存亡，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具有转折性意义。巨鹿之战前夕，秦军向各地起义军展开了强大的军事反扑，起义军重要将领项梁战死，赵军被迫退守巨鹿，各地义军都不敢主动出击。在此关键时刻，项羽不畏秦“虎狼之师”，敢与当时兵锋正锐的秦军主力决战，并最终击溃秦军主力，推动了秦王朝的灭亡和各地反秦义军的胜利。
三国时期的两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
官渡之戰是东汉末年黄河流域的两大割据武装曹操、袁绍为争夺地区统治权展开的一场战争。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腐败，纪纲大坏；地方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加上天灾不断，广大贫苦农民走投无路，在死亡线上挣扎。184年，爆发了由巨鹿人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腐朽的东汉王朝在这次起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各地战火不断，天下大乱，从此拉开了中国长达近一百年的分裂和战争时代的序幕。
地方州郡长官在镇压黄巾起义和相互间的兼并战争中壮大起来，形成了众多的地方割据势力。曹操在这群“豪杰”中显露头角并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势力集团之一。在征战过程中，曹操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迎接被各军阀弃之如敝履的汉献帝到许昌，这使曹操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曹操在经济方面接受了羽林监枣祗的建议，实行屯田。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作为，使曹操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强大起来的袁绍将进攻矛头指向了黄河流域势力发展迅速的曹操集团，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建安五年(200)，曹操率军与企图南下进攻许昌的袁绍相持于官渡。此战双方兵力和粮草储备相差悬殊，袁绍方有近10万人马，曹操方不到2万人马。诸葛亮在《隆中对》评价官渡之战曹操、袁绍两方实力差距时指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粮草方面从曹操和许攸的对话中亦可看出两军相差悬殊：袁绍方“辎重有万余乘”，曹操经过长时期相持粮草只能“支一月”。在这危急关头，袁绍谋士许攸的转向对曹军最后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许攸向曹操献计，指出乌巢为袁绍军屯粮之所，建议曹操袭击焚毁袁绍的屯粮。曹操采纳了许攸的建议，当夜率五千步骑兵偷偷摸到袁绍阵地后方的乌巢，经过激烈战斗，“尽燔其粮谷宝货”。袁绍乌巢之粮被焚毁后，大军顷刻土崩瓦解。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对中国北方政治军事格局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役的胜利。官渡之战后，形成了“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的局面。不久，曹操又通过一系列的征伐战争，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范毅)
中国古代战争特点
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军队数量是否庞大、战争物资储备是否充足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需要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古代战争中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战争中的“后勤补给”，都强调了物资充足对于战争取得胜利的保障作用。
冷兵器时代战争双方的攻击和防卫手段不外乎弓、矛、枪、盾等武器，其攻击范围和杀伤力不及现代枪炮，那么，人数多的一方在战争中的优势便十分明显。有时为了威吓敌国，还采取夸大己方军队数量的策略。大国兼并小国，强国战胜弱国，这是古代战争进行的常态。
中国古代战争的一大特点便是对劳动力和土地的重视和争夺，哪个政权人多，兵源就多，在战争中便占优势；同时，哪个政权土地广阔，则物产丰富，物资充足。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依据便是人口和土地多少。孙子兵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战争中常说的“寡不敌众”“人海战术”讲的就是人多力量大的道理。
中国古代战争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宣称战争的正义性和兴“仁义之师”，做到“师出有名”。发动和进行战争的一方总是会强调己方为“仁义之师”，是“伐无道”：或者是借助皇帝名义进行战争，如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讨不臣”，或者宣称接到皇帝密诏率军讨伐，等等。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以少数精兵强将战胜强大敌人的战役显得格外耀眼。在这些战例中，尤以秦末农民起义中的巨鹿之战，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最为著名。
“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属楚”——巨鹿之战
公元前209年秋，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反抗秦朝暴政，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公元前208年，陈胜、吴广因形势进展顺利而骄傲，加上秦军反扑和镇压，最终失败。虽然陈胜、吴广起义被镇压下去，但各地反秦斗争已风起云涌。在各地反秦武装中，项羽和刘邦成为最重要的两支力量。
各地地主贵族武装借助农民起义之机，以先秦六国之名建立了割据政权，“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公元前207年，秦军围困赵国，“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巨鹿城”，形势十分危急，赵王向各地诸侯军求救。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军救赵。各路救赵武装均因惧怕秦军而不敢与秦军交战，只是筑垒观望。宋义军行至安阳后也因惧怕秦军不敢渡河救赵，“留四十六日不进”。宋义寄希望于秦、赵交战两败俱伤后再进兵，项羽认为秦国肯定是要攻下赵国，而赵国如果被攻破，秦国将更为强大。大军在停留期间，正逢天寒地冻、连降大雨，宋义却不体恤士卒，每日“饮酒高会”。项羽即于军帐中将宋义斩杀，向楚怀王报告此事，楚怀王便任命项羽为上将军，使其将兵攻秦救赵。接下来便爆发了著名的巨鹿之战。
在赵国的请求下，项羽率大军渡河。过河后，为了表示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项羽命令将所有的船只凿沉，把饭锅打破，只带三天干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将领和兵士感奋，无不奋勇向前，与秦军九战九捷，大破秦军主力。不久，章邯的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
巨鹿之战是秦末起义军将领项羽与秦军主力进行的一场战略大决战，双方都投入了各自大部分兵力，这场战争的成败决定了秦国和各起义军的生死存亡，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具有转折性意义。巨鹿之战前夕，秦军向各地起义军展开了强大的军事反扑，起义军重要将领项梁战死，赵军被迫退守巨鹿，各地义军都不敢主动出击。在此关键时刻，项羽不畏秦“虎狼之师”，敢与当时兵锋正锐的秦军主力决战，并最终击溃秦军主力，推动了秦王朝的灭亡和各地反秦义军的胜利。
三国时期的两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
官渡之戰是东汉末年黄河流域的两大割据武装曹操、袁绍为争夺地区统治权展开的一场战争。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腐败，纪纲大坏；地方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加上天灾不断，广大贫苦农民走投无路，在死亡线上挣扎。184年，爆发了由巨鹿人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腐朽的东汉王朝在这次起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各地战火不断，天下大乱，从此拉开了中国长达近一百年的分裂和战争时代的序幕。
地方州郡长官在镇压黄巾起义和相互间的兼并战争中壮大起来，形成了众多的地方割据势力。曹操在这群“豪杰”中显露头角并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势力集团之一。在征战过程中，曹操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迎接被各军阀弃之如敝履的汉献帝到许昌，这使曹操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曹操在经济方面接受了羽林监枣祗的建议，实行屯田。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作为，使曹操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强大起来的袁绍将进攻矛头指向了黄河流域势力发展迅速的曹操集团，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建安五年(200)，曹操率军与企图南下进攻许昌的袁绍相持于官渡。此战双方兵力和粮草储备相差悬殊，袁绍方有近10万人马，曹操方不到2万人马。诸葛亮在《隆中对》评价官渡之战曹操、袁绍两方实力差距时指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粮草方面从曹操和许攸的对话中亦可看出两军相差悬殊：袁绍方“辎重有万余乘”，曹操经过长时期相持粮草只能“支一月”。在这危急关头，袁绍谋士许攸的转向对曹军最后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许攸向曹操献计，指出乌巢为袁绍军屯粮之所，建议曹操袭击焚毁袁绍的屯粮。曹操采纳了许攸的建议，当夜率五千步骑兵偷偷摸到袁绍阵地后方的乌巢，经过激烈战斗，“尽燔其粮谷宝货”。袁绍乌巢之粮被焚毁后，大军顷刻土崩瓦解。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对中国北方政治军事格局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役的胜利。官渡之战后，形成了“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的局面。不久，曹操又通过一系列的征伐战争，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范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