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80年风雨征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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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蒙自分校则在5月5日正式开课。此时的西南联大基本维持了原有的4个学院和17个系的格局，共有新旧学生993人，包括从长沙临时大学迁来的旧学生，以及在昆明接收的少量借读生。鉴于蒙自距昆明路途较远，分开办学多有不便，于是联大常委会决定，在1938年8月将蒙自分校的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师生回迁昆明，与本部一起办学。
1938年8月底，西南联大遵照教育部指令，增设师范学院，下设教育学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等7个系。后来，西南联大又根据教学和形势发展需要，对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的院系设置进行了调整。
1940年7月，日军侵占越南。彼时尚为后方的昆明，一时竟成抗战前线。刚安顿两年的西南联大又不得不酝酿迁校之事。蒋梦麟多次奔赴重庆，与军政部、教育部等大员商谈，并根据当局指示，做好将西南联大播迁入川的准备。11月13日，经过第161次常委会讨论，西南联大决定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并委派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叙永县地处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交界之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分校暂时将城内的庙宇作为校舍，教学和生活条件非常差；加之分校与昆明相去甚远，分开办学多有不便，于是在1941年7月4日，联大第三届第五次校务会议做出决议：自1941学年度起，撤销叙永分校，学生陆续返回昆明就学，但仍在叙永开办先修班。10月下旬，联大决定将先修班回迁昆明。至此以后，西南联大坚持在昆明办学，不再设立分校或者临时迁徙，尽管时刻面临日军虎视眈眈的威胁，但西南联大的师生以坚韧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从容应对，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学术研究照常不误。
身处战火洗礼之下的西南联大，不仅面临生活物资短缺、教学条件艰苦等困难，还不得不时刻躲避日军的疯狂空袭，即广为人知的“跑警报”。敌机对昆明的空袭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尤以1940年至1941年最为猛烈。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日军派出27架敌机飞临昆明市区上空，投弹百余枚，对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校园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毁坏。1941年8月14日，敌机又对西南联大的图书馆、饭厅、教室和宿舍等进行狂轰滥炸，损毁房屋数百间。一位学生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便在此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在寝室睡觉也要张伞，真别致!”揶揄的寥寥数语，反映出空袭给教学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彰显出西南联大青年学子对轰炸的无所畏惧。据史料记载，日军对昆明的大轰炸直接造成的伤亡人数多达2100人，其中西南联大师生(含眷属)的伤亡人数约为20人。西南联大之所以未受重创，主要是校舍位于城郊，便于疏散；另外，联大多为青年学生，体力充沛，“跑警报”富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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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西南联大的空袭，不仅直接造成了物质损毁和人员伤亡，而且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敌机一般是上午10点之后飞临昆明上空投弹空袭，为此西南联大多次调整作息时间，大致是上午7点至10点、下午3点至6点进行教学和办公，力争将空袭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根据西南联大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的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期间，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冯友兰在《联大被炸以后》一文中说，“跑警报”占用时间较多，是联大学生读书气氛淡薄的主要原因之一。吴宓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及“跑警报”的经历和大轰炸所造成的严重损失。1941年8月后，随着美国援华空军力量“飞虎队”投入战斗，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空中防御体系逐步建立，日军空袭的威胁才渐趋减少。
人才辈出 教育奇迹
1941年末至1945年8月，是西南联大发展最稳定、教学科研成果最显著的时期。截至1944年，西南联大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另有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1个先修班，已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据张寄谦编纂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名录》中可知，从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至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先后在西南联大执教的专职教师中，就有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據《清华大学校史稿》记载，1942年西南联大有教职员工794人，其中教授177人，占比22.3%。同一时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拥有的全部工作人员1300人，其中教授285人，占比22%，两校占比大体相当。
1939年夏，西南联大的三所高校分别复办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旧生也随之复学。研究生的学籍分属三校，但是在教学方面则是通力合作。通过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西南联大增加了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有的研究生论文还发表在国外知名学术期刊上。1939～1946年期间，三校共招收研究生2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蜚声海外的学者，诸如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的杨振宁和钱伟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逯立钦和王利器，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陶大镛和何炳林等。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召开年会，经过反复商讨和投票表决，共选出81名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一批院士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这81名院士之中，有26名曾担任过西南联大教授，其中数理组11人，生物组5人，人文组10人，所占比重为32.1%，遥居全国前列。同一时期，世界著名高校斯坦福大学的院士人数为77人，占美国科学院院士人数比例为5%。以至于后来不少美国学者，赞誉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的“超级大学”。
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制，开始评选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1955年6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首届学部委员名单，共计233人。其中，西南联大师生共有59人当选为学部委员，自然科学领域48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1人。据统计，1955～1979年，中国科学院共评选出473位学部委员，其中西南联大师生就多达118人。1994年，定居美国的原西南联大教师陈省身、林家翘和校友杨振宁、李政道4人，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由此可知，西南联大在短短的8年多时间里，培养出了一大批精英，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谭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