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枪殇：从“防身”到“妨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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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枪和控枪两派经年累月争执不休、难分伯仲，撇开法理层面的咬文嚼字和政治精英角力不谈，联邦和各州都无法对经常登上各大媒体头条的枪击案和死亡人数熟视无睹。事实上，自1837年佐治亚通过第一部禁止手枪的法律开始，控枪或禁枪一直都是部分立法者的夙愿，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大概每30年美国社会便会掀起一场控枪热潮，联邦政府出台了包括《1934 年全国枪支法》《1938年联邦火器法》《1968年枪支管制法》《1990校区禁枪法案》《布雷迪防止手枪暴力法》(1993)《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1994)在内的几部重要控枪法令，对枪支购买者需要背景调查、禁止部分攻击性武器的制造和出售、校区方圆1000英尺范围内不得公然持枪等做出人为规定，试图在“买枪比买汉堡容易”的国度内划出一些遏制枪支泛滥和暴行不断的“红线”。
奥巴马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反对枪支的总统”。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2013年，为了避免国会阻挠，奥巴马曾动用总统特权，一次性签署了23条关涉控枪的行政令，主要内容包括对在购枪背景调查中有所欺瞒的人进行严惩，要求联邦机构向背景检查系统提供相关数据、放松对枪支暴力联邦研究项目的限制、允许学校灵活使用联邦拨款改善校内安保条件、在基层社区开展防止枪支落入不应持枪者手中的活动等。此举堪称20年来为疗枪殇开出的剂量最猛的一张综合性“药方”。然而鉴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以“越权”为由横加阻挠，这些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大打折扣。2016年卸下选票包袱的奥巴马为任内控枪有所突破展开最后一搏，向买卖双方和相关公职人员提出更明确的“涉枪守则”，要求火器销售商包括在****展上卖枪的人申请执照，要求社会安全局等向负责背景调查的机构提供精神状况等信息，并责令联邦调查局雇佣超过230名检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加强调查力度。
不过总体而言，奥巴马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主政8年内仅通过了两个涉及控枪却无关痛痒的法案，期间约10万人死于枪口，白宫平均每两周便要为枪击案亡灵降一次半旗。特朗普上台后，共和党控制下的参众两院则不费吹灰之力几乎废除了前任所有的控枪“遗产”。不仅如此，2017年3月通过的新法令中，精神病人亦重新获准依法持枪。由此可见，枪支问题既是美国社会的“慢性病”，更是摆在控枪派立法者面前的“硬骨头”。
枪殇缘何“逆流成河”
尽管美国向来以“山巅之城”自居，却不惜为所谓的“自由”祭出无数鲜活而无辜的生命。尽管枪支的“自卫”功能被世代美国人看重，却无法阻止枪支“攻击”特性的无限放大。据统计，美国99%的枪击案中，一面是歹徒穷凶极恶，另一面则是即便携枪却仍无法在必要时发挥其自卫功能的受害者。尽管历任总统从竞选到就职均借枪支问题大做文章，却没人能给这道题一个合情合理的解答。实际上，在宪法的反暴政指向趋于淡化的今天，枪支与宪政的天然关联逐渐让位于枪支同社会暴力的相互捆绑已是既成事实，究其根本，既可追溯至那些长期阻碍控枪的因素，亦同美国当前的处境不无关联。
当前阻碍控枪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制度因素。任何社会就一些利益攸关或相对敏感的议题存在歧见和异议都绝非罕事。控枪-拥枪之争在美国社会“贯彻”得十分彻底，对枪支的态度差异不仅是共和、民主两党最显著的分歧之一(56%的共和党人认为越多人携枪越能抑制犯罪，51%的民主党人则认为枪支是罪案的渊薮)，也是联邦与地方矛盾的投射。对于南部拥抢传统浓厚的州而言，联邦政府向控枪迈出的任何一小步都意味着历史的重大倒退，实难容忍。例如就奥巴马的控枪行政令，德克萨斯州州长艾伯特便曾在推特上公开宣称“有种来拿”。另外普通民众亦莫衷一是，2018年2月调查显示，当前美国68%的民众支持严加控枪，该数字为25年来最高值。即便如此，仍有数量堪虞的人选择站在控枪的对立面，且以社会精英和权贵阶层居多，他們牢牢掌握诱导大众和操弄政策话语权的能力及技巧，不仅使“禁枪”犹如痴人说梦，就算是多数人都赞同的加强控枪和背景审查一旦步入实质立法流程都举步维艰。上述分歧放在美国被称为“否决政体”的语境下则格外显著，无论修宪、联邦及州一层级的控枪立法或改进措施均会遭到来自相关政府机构、政党、利益集团乃至大众舆论的不同声音的“撕扯”和阻挠。西棕榈滩的控枪游行人群
第二，利益纠缠。控枪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巨大的利益裹挟，其中全美步枪协会(NRA)不能不提。它不仅传承源自南北战争的美式尚武精神，是500万支持拥抢者的心之所归，更有超乎寻常民权维护组织的雄厚财力及干政能力，故而被称为“美国权力第四级”。它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游说政客、插手选举，为维系庞大的拥枪精英团队奔走。2016年特朗普与希拉里“拉锯”过程中，该组织及其分支用400万美元游说和直接捐给政客，另斥资5000万美元搞政治宣传，鼓吹和支持在枪支立场上与其一致的共和党，同时打压意欲控枪的民主党。另一方面在社会各领域见缝插针，广泛培植同好，每年用于枪支使用教育和普及、****设备、开展法律宣传、围绕枪支问题兴办电台电视网络平台和期刊等的预算高达2.5亿美元。因此步枪协会成为横亘在有志控枪的领导者或党派面前的一大难关。此外，全美多地视打猎为刺激本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而且庞大的枪支产业还提供了成百上千个就业岗位，如射击教练、射击场经营者、狩猎器械供应商和制造商、枪炮弹药零售商等，如此复杂的利益纠葛导致控枪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第三，现实导火索。近年来美国社会阶层隔离加剧，贫富分化已然严重到可能危害社会治安、诱发犯罪活动的地步。再加上信奉民粹主义思想的共和党人特朗普视中下层白人为其基本盘，利用他们的种族危机感和日渐稀薄的幸福感炒作非法移民威胁、煽动排外情绪，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在政府无力有效管控枪支暴力甚至因受惠于步枪协会而放宽持枪原则的条件下，个人借助枪支发泄愤慨和社会层面随时面临暴死的“自然状态”恐惧无疑会只增不减。接着，当大规模枪击事件如同“家常便饭”时，民众购枪的渴望会因防身自卫需求增加和担心政府下令控制购买而迅速增长，于是，“安全困境”套路再度上演，即枪支泛滥—暴力事件频繁—自我防卫升级—控枪遥遥无期。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互联网及新媒体平台的发达使得任何一场枪击事件都会被广而告之，并引起某些精神状况不佳或意欲效仿者的高度关注；便捷的网购变向降低了挑选和使用枪支的必要门槛。
即便有一千个失败的理由，但将生的自由凌驾于其他一切自由权之上的愿望使美国必须鼓足控枪的勇气。2018年3月24日，全美50万人参与“为我们的生命游行”活动，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引发的控枪反枪声浪高潮迭起，相关变革的民意基础不辩自明。2018年愿枪声远去，不再有无辜者流血。 (王聪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