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120周年祭(下)
维新势力无法对列强建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无法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他们在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上，虽然时时处处以民族、国家、王朝利益为至上原则，但却每每陷入难堪境地。事实上，不论列强对中国维新事业是同情、支持亦或反对，他们的真实心态不可一概而论。一方面，他们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以为维新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进步、繁荣，进步、繁荣的中国远比野蛮落后的中国更合乎列强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不可能真正支持中国通过改革走上繁荣昌盛之路，因而一旦改革事业受到阻碍或扼杀，他们并不愿意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同情、支持中国的改革派。我们看到，在戊戌政变发生后，几个主要外国政府尽管对落难中的维新人士予以庇护、同情，但这些政府实际上很快就转到维新势力的对立面—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清政府方面去了。
维新失败再思考
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情绪，使维新派看不清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他们对列强既充满担心、提防，又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依赖感，以为维新运动如果获得列强全力支持，便不难取得成功，中国也不难再度富强、振兴。于是，在维新思潮酝酿之初，维新志士不但提出要效法日、俄等国改革模式，而且提出一旦时机成熟，礼聘伊藤博文等外国人士作为中国政府高级顾问，指导中国改革、发展。甚至到了维新力量即将遭到反对势力摧残的关键时刻，在维新志士心目中似乎依然只有外国列强的保护、干预才能使他们度过难关，寄希望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然而，维新与保守毕竟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列强和外国人基于自己的价值原则，可能适当地表示自己的同情、理解和遗憾，或在不损害国家关系的前提下提供适度保护、帮助和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毕竟以不损害国家关系为前提，因此我们看到，虽然维新志士在政变发生后都尽可能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流亡他国，但维新事业却并没有因为列强支持而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永远只能依靠中国社会内部进步、健康力量，任何完全寄希望于外国支持与帮助的想法都难以获得真正成功，这或许也是戊戌维新留给后世中国的重大教训之一。
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指责维新志士在从事国内改革时不该利用国际背景，无视国际潮流的变化。事实上，在国际关系日趋紧密的近代中国，国内政治的任何大变动都不可能不受到国际背景的影响和制约。问题在于，维新势力无法真正辨认国际潮流中的进步与反动，而是基于自己民族、种族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与英、日结盟而与保守势力的亲俄政策相抗衡，从而力争中国的权益，进而有助于维新事业的成功。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
在国家关系日趋紧密的近现代，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无视国际背景的影响，有心推动国内政治进步的势力、集团更应充分利用国际环境的支持，借助于国际进步潮流推動国内改革。但是，这种利用与借助不能立足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更不能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在根本点上必须凭借国内包括人民大众在内的政治资源，最大可能淡化民族、种族主义情绪，依靠自身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近代中国尤其是戊戌年间的维新势力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在内外政策上都势必陷入民族、种族主义误区，这是维新运动之所以夭折的根本原因之一。(完) (马勇)
维新失败再思考
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情绪，使维新派看不清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他们对列强既充满担心、提防，又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依赖感，以为维新运动如果获得列强全力支持，便不难取得成功，中国也不难再度富强、振兴。于是，在维新思潮酝酿之初，维新志士不但提出要效法日、俄等国改革模式，而且提出一旦时机成熟，礼聘伊藤博文等外国人士作为中国政府高级顾问，指导中国改革、发展。甚至到了维新力量即将遭到反对势力摧残的关键时刻，在维新志士心目中似乎依然只有外国列强的保护、干预才能使他们度过难关，寄希望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然而，维新与保守毕竟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列强和外国人基于自己的价值原则，可能适当地表示自己的同情、理解和遗憾，或在不损害国家关系的前提下提供适度保护、帮助和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毕竟以不损害国家关系为前提，因此我们看到，虽然维新志士在政变发生后都尽可能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流亡他国，但维新事业却并没有因为列强支持而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永远只能依靠中国社会内部进步、健康力量，任何完全寄希望于外国支持与帮助的想法都难以获得真正成功，这或许也是戊戌维新留给后世中国的重大教训之一。
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指责维新志士在从事国内改革时不该利用国际背景，无视国际潮流的变化。事实上，在国际关系日趋紧密的近代中国，国内政治的任何大变动都不可能不受到国际背景的影响和制约。问题在于，维新势力无法真正辨认国际潮流中的进步与反动，而是基于自己民族、种族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与英、日结盟而与保守势力的亲俄政策相抗衡，从而力争中国的权益，进而有助于维新事业的成功。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
在国家关系日趋紧密的近现代，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无视国际背景的影响，有心推动国内政治进步的势力、集团更应充分利用国际环境的支持，借助于国际进步潮流推動国内改革。但是，这种利用与借助不能立足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更不能陷入民族主义的误区，在根本点上必须凭借国内包括人民大众在内的政治资源，最大可能淡化民族、种族主义情绪，依靠自身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近代中国尤其是戊戌年间的维新势力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在内外政策上都势必陷入民族、种族主义误区，这是维新运动之所以夭折的根本原因之一。(完) (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