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2)
1988年4月,温州洞头县出土约50余件古代瓷器。其中一件粉青釉模印菊花纹高足杯引人关注,该杯品相完整,通体施素雅的粉青釉,胎体略显厚重,造型朴素大方又有异域风味。经专家鉴定,其底足略高,似为蒙古人马上饮酒而制,属元代龙泉窑的青瓷上品。从史料记载来看,宋元时温州的海外贸易相当频繁,以造船业为例,北宋元祐五年(1090),温州年造船以六百只为定额,居全国首位。也里可温(基督教)、达失蛮(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人士也随商船不时来到温州,南宋诗人徐照《江心寺》留有“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的记录。此外,温州民间出海贸易的人也不在少数,南宋洪迈在其《夷坚志》中举例说:“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从事海淘的人也有不少,“温州人张八居家,客持檀香观音像来货”,当时安澜亭码头一定比现在还要热闹,还要繁华。![](/images/paper/1002-9567/201812/20181217-1-l.jpg)
安澜亭码头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手工技艺的提高,那时的温州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如纸张、漆器、瓷器等,其中“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为一也”,最知名的手工艺品是漆器,开封玄德门的“温州漆器什物铺”前人头攒动,临安城内的“温州漆器铺”“漆器墙”等店铺更是生意兴隆,就连南洋真腊国也畅销“温州之漆器”。有元一朝,温州对外贸易地位更加凸显。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277~1284),元世祖忽必烈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再设市舶司。漂洋过海的番客更是接踵而至,史称当时的温州“番人荟萃”,真腊人、吕宋人、日本人、高丽人以及大食人都在温州留下了收购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的身影。元贞元年(1295),管理市舶司的永嘉人周达观奉朝廷之命,从温州港出发,出使吴哥王朝,并在那里居住一年多时间,写下著名的《真腊风土记》。
明清两代实施“海禁”,瓯江上扬帆的海外商船没了踪迹,但温州在全国海外贸易的地位仍然重要,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全国共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位于定海的浙江海关下设15个海关分口,以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商船,其中温州、瑞安、平阳三处分海关赫然在列。到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增设温州为通商口岸。随后不久,英国人将驻温州领事馆修筑在江心屿之上。这座三层西式洋房采用券柱式外廊,清水墙面,见证了旧时代温州海洋贸易的最后影像。今天,小楼依然保护良好,散步江滨路的人们仍能从安澜码头看到它。
海上温州,风水意向与人文坐标
从安澜亭码头沿环城東路向南,左边高楼林立,右边则山峰耸立、绿树成荫,从北至南分别有海坛山、华盖山和积谷山依次相连,形成了嘈杂市区的安静角落。传说当年温州城修筑之初,人们将城址选在了瓯江之北,东晋学者郭璞登高相地,在瓯江之南,“见数峰错立,曰松台,曰海坛,曰郭公,曰积谷,谓之斗门,而华盖直其口。瑞安门外三山,曰黄土、巽吉、仁王,则近类斗柄”,于是建议人们利用山形地貌,将城墙修筑在山上,并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法天象地之势,造就了温州“斗城”的美好风水意向。![](/images/paper/1002-9567/201812/20181217-2-l.jpg)
江心屿温州领事馆
唐代以前,农业是温州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生活习俗简单保守,志书上说:“郡四封外皆崇山峻坂,溪流激湍,行者病其险,至郡境则平衍千里,江河环流,沃野气舒,故其民皆安土重迁,乐修其业。”但到宋代,出现了“人多浮侈,不务丰本啬用,嫁娶以财气相高”“滨海之家,多籍鱼言之利”的风俗新变化。因为海上贸易的频繁,宋代温州的城市生活也有新的变化,唐代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商业化文明与商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北宋温州郡守杨蟠在《永宁桥诗》中说:“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阗。”南宋温籍太学博士戴栩《江山胜概楼记》曰:“(温州)计其当时,荒凉寂寞,为草莽之区,与今之廛肆派列,阛阓队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声澒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鹊偕起。”华灯初上的夜晚,夜市开张,店铺、酒楼、瓦肆随之喧闹起来,商业店铺纷纷临街开放,热闹非凡,清早的晨钟还没有敲响,人们便已开始在街市上活动,那繁华定与今日温州无异。![](/images/paper/1002-9567/201812/20181217-3-l.jpg)
明万历三十三年温州府境图
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宋王室南迁,温州经济、政治地位实现实质提升,城市人口猛增。晚唐温州刺史张又新的《华盖山》诗云:“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到了北宋,周行己《绝境亭》中的温州已是“下瞰万瓦居,缥缈见楼阁”。再到南宋,徐照《题赵明叔新居》诗里已经出现“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山门”的盛景。从晚唐数百家到北宋的“万瓦居”,再到南宋的“十万人家”,温州城内人口数量激增程度可见一斑。北宋“嘉佑三年正月(1058),温州火,燔屋万四千间,四者五十人”,一场大火就烧毁了1.4万间房屋。另据《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府城四面有濠,濠上下岸各有街,彼时一渠两街,河边并无居民,宋绍兴间,居民侵塞,舟楫难通,火患罔备。”由此可见当时温州城区人口居住的密集程度。
从宋代开始,温州城市景观得到进一步优化和美化。绍圣年间(1094~1098),知州杨蟠整顿了原有市容,将全市“定为三十六坊,排量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娶”。城市景观得到较大改善。叶适描述说:“昔之置郡者,环内外城皆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杨蟠曾赋诗《永嘉》记录当时景象:“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纬绕画楼。”
至今温州城内仍保留着许多古坊的名称,成为追溯海上温州一个又一个的人文坐标。如五马坊与墨池坊留存着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化踪影。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传说他在温州时曾临池作书,一池清水竟被染黑,留下了“墨池”的美誉。而环城东路至解放北路的康乐坊、中山公园东侧的谢池巷,都与东晋温州郡守谢灵运相关。《宋书》记载,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爱好,遂肆意遨游,遍布诸县,动逾旬月”。在温州期间,谢灵运写下了大量山水诗歌,《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夜宿石门》等都经久传唱。
现今修缮完毕、开门迎客的温州南塘街也是古风扑面、粉墙黛瓦,明清江南古建风格的屋舍沿温瑞塘河向南一字排开。“捍海而途谓之塘”,南宋醇熙十三年(1186),温州太守沈枢疏浚了温州内海,修筑了从市区南达瑞安七十多里的塘河,并在河坝上铺设石板,形成“南塘驿路”。此后,人们在南塘遍植荷花,形成了“赖有风相送,荷花十里香”的美丽景致。漫步在今天的温州南塘,虽无荷叶田田,但河岸旁垂柳成林、榕树参天,不时飞过的白鹭,长桥上的行人,还有蓝天之上的白云都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之上,彷佛让人看到了当年温州城外老南塘的风采。 (刘小方)
![](/images/paper/1002-9567/201812/20181217-1-l.jpg)
安澜亭码头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手工技艺的提高,那时的温州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如纸张、漆器、瓷器等,其中“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为一也”,最知名的手工艺品是漆器,开封玄德门的“温州漆器什物铺”前人头攒动,临安城内的“温州漆器铺”“漆器墙”等店铺更是生意兴隆,就连南洋真腊国也畅销“温州之漆器”。有元一朝,温州对外贸易地位更加凸显。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277~1284),元世祖忽必烈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再设市舶司。漂洋过海的番客更是接踵而至,史称当时的温州“番人荟萃”,真腊人、吕宋人、日本人、高丽人以及大食人都在温州留下了收购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的身影。元贞元年(1295),管理市舶司的永嘉人周达观奉朝廷之命,从温州港出发,出使吴哥王朝,并在那里居住一年多时间,写下著名的《真腊风土记》。
明清两代实施“海禁”,瓯江上扬帆的海外商船没了踪迹,但温州在全国海外贸易的地位仍然重要,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全国共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位于定海的浙江海关下设15个海关分口,以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商船,其中温州、瑞安、平阳三处分海关赫然在列。到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增设温州为通商口岸。随后不久,英国人将驻温州领事馆修筑在江心屿之上。这座三层西式洋房采用券柱式外廊,清水墙面,见证了旧时代温州海洋贸易的最后影像。今天,小楼依然保护良好,散步江滨路的人们仍能从安澜码头看到它。
海上温州,风水意向与人文坐标
从安澜亭码头沿环城東路向南,左边高楼林立,右边则山峰耸立、绿树成荫,从北至南分别有海坛山、华盖山和积谷山依次相连,形成了嘈杂市区的安静角落。传说当年温州城修筑之初,人们将城址选在了瓯江之北,东晋学者郭璞登高相地,在瓯江之南,“见数峰错立,曰松台,曰海坛,曰郭公,曰积谷,谓之斗门,而华盖直其口。瑞安门外三山,曰黄土、巽吉、仁王,则近类斗柄”,于是建议人们利用山形地貌,将城墙修筑在山上,并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法天象地之势,造就了温州“斗城”的美好风水意向。
![](/images/paper/1002-9567/201812/20181217-2-l.jpg)
江心屿温州领事馆
唐代以前,农业是温州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生活习俗简单保守,志书上说:“郡四封外皆崇山峻坂,溪流激湍,行者病其险,至郡境则平衍千里,江河环流,沃野气舒,故其民皆安土重迁,乐修其业。”但到宋代,出现了“人多浮侈,不务丰本啬用,嫁娶以财气相高”“滨海之家,多籍鱼言之利”的风俗新变化。因为海上贸易的频繁,宋代温州的城市生活也有新的变化,唐代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商业化文明与商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北宋温州郡守杨蟠在《永宁桥诗》中说:“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阗。”南宋温籍太学博士戴栩《江山胜概楼记》曰:“(温州)计其当时,荒凉寂寞,为草莽之区,与今之廛肆派列,阛阓队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声澒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鹊偕起。”华灯初上的夜晚,夜市开张,店铺、酒楼、瓦肆随之喧闹起来,商业店铺纷纷临街开放,热闹非凡,清早的晨钟还没有敲响,人们便已开始在街市上活动,那繁华定与今日温州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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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三十三年温州府境图
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宋王室南迁,温州经济、政治地位实现实质提升,城市人口猛增。晚唐温州刺史张又新的《华盖山》诗云:“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到了北宋,周行己《绝境亭》中的温州已是“下瞰万瓦居,缥缈见楼阁”。再到南宋,徐照《题赵明叔新居》诗里已经出现“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山门”的盛景。从晚唐数百家到北宋的“万瓦居”,再到南宋的“十万人家”,温州城内人口数量激增程度可见一斑。北宋“嘉佑三年正月(1058),温州火,燔屋万四千间,四者五十人”,一场大火就烧毁了1.4万间房屋。另据《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府城四面有濠,濠上下岸各有街,彼时一渠两街,河边并无居民,宋绍兴间,居民侵塞,舟楫难通,火患罔备。”由此可见当时温州城区人口居住的密集程度。
从宋代开始,温州城市景观得到进一步优化和美化。绍圣年间(1094~1098),知州杨蟠整顿了原有市容,将全市“定为三十六坊,排量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娶”。城市景观得到较大改善。叶适描述说:“昔之置郡者,环内外城皆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杨蟠曾赋诗《永嘉》记录当时景象:“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纬绕画楼。”
至今温州城内仍保留着许多古坊的名称,成为追溯海上温州一个又一个的人文坐标。如五马坊与墨池坊留存着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化踪影。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传说他在温州时曾临池作书,一池清水竟被染黑,留下了“墨池”的美誉。而环城东路至解放北路的康乐坊、中山公园东侧的谢池巷,都与东晋温州郡守谢灵运相关。《宋书》记载,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爱好,遂肆意遨游,遍布诸县,动逾旬月”。在温州期间,谢灵运写下了大量山水诗歌,《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夜宿石门》等都经久传唱。
现今修缮完毕、开门迎客的温州南塘街也是古风扑面、粉墙黛瓦,明清江南古建风格的屋舍沿温瑞塘河向南一字排开。“捍海而途谓之塘”,南宋醇熙十三年(1186),温州太守沈枢疏浚了温州内海,修筑了从市区南达瑞安七十多里的塘河,并在河坝上铺设石板,形成“南塘驿路”。此后,人们在南塘遍植荷花,形成了“赖有风相送,荷花十里香”的美丽景致。漫步在今天的温州南塘,虽无荷叶田田,但河岸旁垂柳成林、榕树参天,不时飞过的白鹭,长桥上的行人,还有蓝天之上的白云都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之上,彷佛让人看到了当年温州城外老南塘的风采。 (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