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2)
1988年4月，温州洞头县出土约50余件古代瓷器。其中一件粉青釉模印菊花纹高足杯引人关注，该杯品相完整，通体施素雅的粉青釉，胎体略显厚重，造型朴素大方又有异域风味。经专家鉴定，其底足略高，似为蒙古人马上饮酒而制，属元代龙泉窑的青瓷上品。从史料记载来看，宋元时温州的海外贸易相当频繁，以造船业为例，北宋元祐五年(1090)，温州年造船以六百只为定额，居全国首位。也里可温(基督教)、达失蛮(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人士也随商船不时来到温州，南宋诗人徐照《江心寺》留有“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的记录。此外，温州民间出海贸易的人也不在少数，南宋洪迈在其《夷坚志》中举例说：“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从事海淘的人也有不少，“温州人张八居家，客持檀香观音像来货”，当时安澜亭码头一定比现在还要热闹，还要繁华。
安澜亭码头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手工技艺的提高，那时的温州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如纸张、漆器、瓷器等，其中“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为一也”，最知名的手工艺品是漆器，开封玄德门的“温州漆器什物铺”前人头攒动，临安城内的“温州漆器铺”“漆器墙”等店铺更是生意兴隆，就连南洋真腊国也畅销“温州之漆器”。有元一朝，温州对外贸易地位更加凸显。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277～1284)，元世祖忽必烈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再设市舶司。漂洋过海的番客更是接踵而至，史称当时的温州“番人荟萃”，真腊人、吕宋人、日本人、高丽人以及大食人都在温州留下了收购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的身影。元贞元年(1295)，管理市舶司的永嘉人周达观奉朝廷之命，从温州港出发，出使吴哥王朝，并在那里居住一年多时间，写下著名的《真腊风土记》。
明清两代实施“海禁”，瓯江上扬帆的海外商船没了踪迹，但温州在全国海外贸易的地位仍然重要，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全国共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位于定海的浙江海关下设15个海关分口，以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商船，其中温州、瑞安、平阳三处分海关赫然在列。到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增设温州为通商口岸。随后不久，英国人将驻温州领事馆修筑在江心屿之上。这座三层西式洋房采用券柱式外廊，清水墙面，见证了旧时代温州海洋贸易的最后影像。今天，小楼依然保护良好，散步江滨路的人们仍能从安澜码头看到它。
海上温州，风水意向与人文坐标
从安澜亭码头沿环城東路向南，左边高楼林立，右边则山峰耸立、绿树成荫，从北至南分别有海坛山、华盖山和积谷山依次相连，形成了嘈杂市区的安静角落。传说当年温州城修筑之初，人们将城址选在了瓯江之北，东晋学者郭璞登高相地，在瓯江之南，“见数峰错立，曰松台，曰海坛，曰郭公，曰积谷，谓之斗门，而华盖直其口。瑞安门外三山，曰黄土、巽吉、仁王，则近类斗柄”，于是建议人们利用山形地貌，将城墙修筑在山上，并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法天象地之势，造就了温州“斗城”的美好风水意向。
江心屿温州领事馆
唐代以前，农业是温州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生活习俗简单保守，志书上说：“郡四封外皆崇山峻坂，溪流激湍，行者病其险，至郡境则平衍千里，江河环流，沃野气舒，故其民皆安土重迁，乐修其业。”但到宋代，出现了“人多浮侈，不务丰本啬用，嫁娶以财气相高”“滨海之家，多籍鱼言之利”的风俗新变化。因为海上贸易的频繁，宋代温州的城市生活也有新的变化，唐代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商业化文明与商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北宋温州郡守杨蟠在《永宁桥诗》中说：“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阗。”南宋温籍太学博士戴栩《江山胜概楼记》曰：“(温州)计其当时，荒凉寂寞，为草莽之区，与今之廛肆派列，阛阓队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声澒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鹊偕起。”华灯初上的夜晚，夜市开张，店铺、酒楼、瓦肆随之喧闹起来，商业店铺纷纷临街开放，热闹非凡，清早的晨钟还没有敲响，人们便已开始在街市上活动，那繁华定与今日温州无异。
明万历三十三年温州府境图
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宋王室南迁，温州经济、政治地位实现实质提升，城市人口猛增。晚唐温州刺史张又新的《华盖山》诗云：“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到了北宋，周行己《绝境亭》中的温州已是“下瞰万瓦居，缥缈见楼阁”。再到南宋，徐照《题赵明叔新居》诗里已经出现“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山门”的盛景。从晚唐数百家到北宋的“万瓦居”，再到南宋的“十万人家”，温州城内人口数量激增程度可见一斑。北宋“嘉佑三年正月(1058)，温州火，燔屋万四千间，四者五十人”，一场大火就烧毁了1.4万间房屋。另据《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府城四面有濠，濠上下岸各有街，彼时一渠两街，河边并无居民，宋绍兴间，居民侵塞，舟楫难通，火患罔备。”由此可见当时温州城区人口居住的密集程度。
从宋代开始，温州城市景观得到进一步优化和美化。绍圣年间(1094～1098)，知州杨蟠整顿了原有市容，将全市“定为三十六坊，排量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娶”。城市景观得到较大改善。叶适描述说：“昔之置郡者，环内外城皆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杨蟠曾赋诗《永嘉》记录当时景象：“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纬绕画楼。”
至今温州城内仍保留着许多古坊的名称，成为追溯海上温州一个又一个的人文坐标。如五马坊与墨池坊留存着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化踪影。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传说他在温州时曾临池作书，一池清水竟被染黑，留下了“墨池”的美誉。而环城东路至解放北路的康乐坊、中山公园东侧的谢池巷，都与东晋温州郡守谢灵运相关。《宋书》记载，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爱好，遂肆意遨游，遍布诸县，动逾旬月”。在温州期间，谢灵运写下了大量山水诗歌，《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夜宿石门》等都经久传唱。
现今修缮完毕、开门迎客的温州南塘街也是古风扑面、粉墙黛瓦，明清江南古建风格的屋舍沿温瑞塘河向南一字排开。“捍海而途谓之塘”，南宋醇熙十三年(1186)，温州太守沈枢疏浚了温州内海，修筑了从市区南达瑞安七十多里的塘河，并在河坝上铺设石板，形成“南塘驿路”。此后，人们在南塘遍植荷花，形成了“赖有风相送，荷花十里香”的美丽景致。漫步在今天的温州南塘，虽无荷叶田田，但河岸旁垂柳成林、榕树参天，不时飞过的白鹭，长桥上的行人，还有蓝天之上的白云都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之上，彷佛让人看到了当年温州城外老南塘的风采。 (刘小方)
安澜亭码头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手工技艺的提高，那时的温州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如纸张、漆器、瓷器等，其中“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高丽纸，东南出纸最多，此为一也”，最知名的手工艺品是漆器，开封玄德门的“温州漆器什物铺”前人头攒动，临安城内的“温州漆器铺”“漆器墙”等店铺更是生意兴隆，就连南洋真腊国也畅销“温州之漆器”。有元一朝，温州对外贸易地位更加凸显。至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277～1284)，元世祖忽必烈先后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广州、温州、杭州七地再设市舶司。漂洋过海的番客更是接踵而至，史称当时的温州“番人荟萃”，真腊人、吕宋人、日本人、高丽人以及大食人都在温州留下了收购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的身影。元贞元年(1295)，管理市舶司的永嘉人周达观奉朝廷之命，从温州港出发，出使吴哥王朝，并在那里居住一年多时间，写下著名的《真腊风土记》。
明清两代实施“海禁”，瓯江上扬帆的海外商船没了踪迹，但温州在全国海外贸易的地位仍然重要，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全国共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位于定海的浙江海关下设15个海关分口，以管理来往日本的中外商船，其中温州、瑞安、平阳三处分海关赫然在列。到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增设温州为通商口岸。随后不久，英国人将驻温州领事馆修筑在江心屿之上。这座三层西式洋房采用券柱式外廊，清水墙面，见证了旧时代温州海洋贸易的最后影像。今天，小楼依然保护良好，散步江滨路的人们仍能从安澜码头看到它。
海上温州，风水意向与人文坐标
从安澜亭码头沿环城東路向南，左边高楼林立，右边则山峰耸立、绿树成荫，从北至南分别有海坛山、华盖山和积谷山依次相连，形成了嘈杂市区的安静角落。传说当年温州城修筑之初，人们将城址选在了瓯江之北，东晋学者郭璞登高相地，在瓯江之南，“见数峰错立，曰松台，曰海坛，曰郭公，曰积谷，谓之斗门，而华盖直其口。瑞安门外三山，曰黄土、巽吉、仁王，则近类斗柄”，于是建议人们利用山形地貌，将城墙修筑在山上，并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法天象地之势，造就了温州“斗城”的美好风水意向。
江心屿温州领事馆
唐代以前，农业是温州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生活习俗简单保守，志书上说：“郡四封外皆崇山峻坂，溪流激湍，行者病其险，至郡境则平衍千里，江河环流，沃野气舒，故其民皆安土重迁，乐修其业。”但到宋代，出现了“人多浮侈，不务丰本啬用，嫁娶以财气相高”“滨海之家，多籍鱼言之利”的风俗新变化。因为海上贸易的频繁，宋代温州的城市生活也有新的变化，唐代以来封闭式的里坊制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商业化文明与商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北宋温州郡守杨蟠在《永宁桥诗》中说：“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阗。”南宋温籍太学博士戴栩《江山胜概楼记》曰：“(温州)计其当时，荒凉寂寞，为草莽之区，与今之廛肆派列，阛阓队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声澒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鹊偕起。”华灯初上的夜晚，夜市开张，店铺、酒楼、瓦肆随之喧闹起来，商业店铺纷纷临街开放，热闹非凡，清早的晨钟还没有敲响，人们便已开始在街市上活动，那繁华定与今日温州无异。
明万历三十三年温州府境图
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宋王室南迁，温州经济、政治地位实现实质提升，城市人口猛增。晚唐温州刺史张又新的《华盖山》诗云：“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到了北宋，周行己《绝境亭》中的温州已是“下瞰万瓦居，缥缈见楼阁”。再到南宋，徐照《题赵明叔新居》诗里已经出现“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山门”的盛景。从晚唐数百家到北宋的“万瓦居”，再到南宋的“十万人家”，温州城内人口数量激增程度可见一斑。北宋“嘉佑三年正月(1058)，温州火，燔屋万四千间，四者五十人”，一场大火就烧毁了1.4万间房屋。另据《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府城四面有濠，濠上下岸各有街，彼时一渠两街，河边并无居民，宋绍兴间，居民侵塞，舟楫难通，火患罔备。”由此可见当时温州城区人口居住的密集程度。
从宋代开始，温州城市景观得到进一步优化和美化。绍圣年间(1094～1098)，知州杨蟠整顿了原有市容，将全市“定为三十六坊，排量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娶”。城市景观得到较大改善。叶适描述说：“昔之置郡者，环内外城皆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杨蟠曾赋诗《永嘉》记录当时景象：“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纬绕画楼。”
至今温州城内仍保留着许多古坊的名称，成为追溯海上温州一个又一个的人文坐标。如五马坊与墨池坊留存着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化踪影。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传说他在温州时曾临池作书，一池清水竟被染黑，留下了“墨池”的美誉。而环城东路至解放北路的康乐坊、中山公园东侧的谢池巷，都与东晋温州郡守谢灵运相关。《宋书》记载，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爱好，遂肆意遨游，遍布诸县，动逾旬月”。在温州期间，谢灵运写下了大量山水诗歌，《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夜宿石门》等都经久传唱。
现今修缮完毕、开门迎客的温州南塘街也是古风扑面、粉墙黛瓦，明清江南古建风格的屋舍沿温瑞塘河向南一字排开。“捍海而途谓之塘”，南宋醇熙十三年(1186)，温州太守沈枢疏浚了温州内海，修筑了从市区南达瑞安七十多里的塘河，并在河坝上铺设石板，形成“南塘驿路”。此后，人们在南塘遍植荷花，形成了“赖有风相送，荷花十里香”的美丽景致。漫步在今天的温州南塘，虽无荷叶田田，但河岸旁垂柳成林、榕树参天，不时飞过的白鹭，长桥上的行人，还有蓝天之上的白云都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之上，彷佛让人看到了当年温州城外老南塘的风采。 (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