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口岸护稳定——广州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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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后,为巩固战争胜利的成果及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统治者开始往全国的一些重镇及军事重地派驻八旗兵进行驻防,驻防的八旗兵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为主,广州便是驻防点之一。
旗兵进驻广州
八旗兵派驻广州,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政治上,与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有关。“三藩”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兵力雄厚,据守一方。其中尤以吴三桂的实力最为强大,拥有53佐领和绿旗兵1.2万,超过耿、尚二藩兵力的总和。庞大的军费全由国库支付,随着这三支割据势力的膨胀,其同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突出尖锐。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康熙帝削藩为由起兵反叛。随后,耿精忠和尚之信(尚可喜之子)也叛于福建、广东。一时间,战火在滇、黔、粤、湘、川、桂、闽等地蔓延。吴三桂以1674年为周王元年,自称天下招讨都元帅。面对叛乱,康熙皇帝采取大力讨伐与招抚笼络双管齐下的策略。1681年,清军攻入云南,吴三桂之孙吴世瑶自杀,持续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最终平定。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经过慎重考虑,将藩兵撤回京师,派八旗兵驻守广州、福州、荆州,并派绿营兵镇守广西和云南。广州作为南方重镇,派驻八旗兵进行防驻,对稳固清政府的统治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意义重大。
经济上,广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港口之一,也是对外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清顺治六年(1649),清军攻陷广州,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地区汉族民众的反抗,曾下令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到了康熙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松弛,康熙皇帝于1685年下达“开海贸易”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个通商口岸。八旗兵防驻广州有利于防范国外商团、保护本国通商安全及稳定商贸秩序。《驻粤八旗志》记载,康熙年间始派汉军八旗驻防广州,到了乾隆时期又增派满洲八旗到广州驻防。据光绪四年(1878)统计,驻防广州的满洲八旗官兵及其眷属达到6000多人。
城内旗民生活
广州府布防后,旗人居住的地界又称“旗境”,北至大北门,南至归德门城墙(今大德路);东自大北直街(今解放路)至正西门城墙(今人民中路、人民北路)。大北直街以东为居民区,又称“民境”。满洲八旗兵驻粤后,在“旗境”内以光塔街(今光塔路)中心为界,以北属汉军八旗子弟居住,以南则是满洲八旗子弟驻地,满汉各旗驻防地段还有具体的划分界限,从来不曾混杂居住。广州满城无城墙,只有堆卡和栅栏,由归德门至大北门直街为旗、民交界要地,满、汉八旗每两旗合设一官堆,轮派兵士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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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府内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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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内的寺庙
满汉八旗在编制上都是一致的,分别是正黄、正红、正蓝、正白和镶黄、镶红、镶蓝和镶白。满洲驻粤官兵及其家眷均按原祖籍的旗别分配到八旗之中。驻防八旗的最高长官是将军或都统,广州满城的将军由满人担任,下设副都统2人,其中左副都统负责八旗满洲,右副都统负责八旗汉军。
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建立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饷银是八旗兵丁的主要经济来源。依照“钱粮制度”的各项待遇,不同等级的官员和士兵享有不同等级的钱粮,八旗官兵不需要从事其他生产,只需要负责广州城内治安,共同看守城门,不仅当差的旗兵按月领饷,他们的家属也享有相应的饷银。一开始,“钱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驻守广州的八旗子弟生活,但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物价的增长,人民的收入却有减无增,“钱粮制度”越来越无法维持八旗军民的正常生活,各旗人民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另外,为了保证八旗驻防的日常操练和相应的军事技能,清政府还采取了许多严厉的行政手段对八旗军民进行限制,例如,不许他们学习技术和从事农业生产,严禁他们经营工商业,严禁满汉通婚,不准擅自离城十里,强调使用满语、不准阅读汉族书籍等。
清政府将驻防八旗的日常生活束缚在满城之内,使驻防旗人与当地普通民众之间具有明确的生活界限,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驻防八旗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无法阻止的。满城内不允许有任何商业设施,日常生活又受到严厉限制,城内旗人的生活逐渐难以维持。之后,便慢慢放宽了对当地民众进入满城进行商业活动的限制,商贩开始进入满城内进行商品贩售,并把城内的一些临街房屋租赁给民众经商使用,各种粮油食品店铺及茶楼酒肆也在满城开设起来。
革命历史的见证者
清同治年间,清政府陷于内忧外患之中,驻防八旗子弟的生活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有的甚至难以糊口,广大旗民日渐渴望摆脱“钱粮制度”的束缚,自谋出路。同治三年(1864),皇帝只能準奏:“旗民生计维艰,听往各地谋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朝廷颁布“裁停旗饷”的诏书。与八旗制度息息相关的“钱粮制度”走向崩溃,旗民开始脱离满城,自行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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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楼
1911年,驻粤八旗将军孚琦被刺死;同年4月,驻粤水师提督李准被炸伤;8月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全国24省中有14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这些都对广东的革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爆发后,驻粤八旗官兵知清朝大势已去,同时又深受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感召,接受了革命党人提出的“融合政策”。1911年10月29日,在广州市文澜书院成功举行“满汉融合大会”,大会通过了“广东独立方案”,广东得以和平易帜。
从此,驻粤八旗官兵及其亲属摆脱了八旗制度的束缚,由军转民,在广州自谋生计,广州满城也逐渐破败,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谢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