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沉默，终止战时性暴力(2)
集体性暴力也成为种族清洗和灭绝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强制驱逐平民，另一方面破坏原有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以削弱其重建家园的可能。尤其在后冷战时代，“身份”概念的重要性异常突出。性暴力对身份建构的作用是双面的：既能强化施暴群体的身份认同，又能破坏受害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大规模的强奸行为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做出了标志性的决议—性暴力行为是种族灭绝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性侵犯构成了摧毁图西族整个族群进程的一个内在部分，强奸是有计划性并只针对图西族女性实施，其动机是试图在整体上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人种、族群或宗教团体等”。
在正从长达13年的内战中缓慢复苏的利比里亚，政府调查显示92%的妇女曾经历过强奸等性暴力。在刚果(金)，性暴力犯罪的泛滥，使其成为对女人而言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南基伍省79%受访妇女表示有过被轮奸的遭遇；70%的受害者表示她们曾在强暴过程中或之后遭受肢体虐待，施暴者甚至会用“将枪管塞入女性阴道，接着发射子弹”的方式杀害她们。“人权观察组织”的报道中提出：“强暴受害者表示真正承受战争后果的是她们的身体。”
沉默的羔羊
虽然我们对战争中的各种罪行口诛笔伐，但是对女性在战争中遭遇的性暴力却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在战争史研究中，女性所遭受到的性暴力被看作是个人经历，被弱化与遗忘。研究二战大屠杀的学者就曾普遍认为性暴力在宏观叙事中显得过于渺小，这也导致直到2010年，《大屠杀期间对犹太妇女的性暴力》才首次系统地揭露了纳粹军队所犯下的强奸、强迫卖淫等罪行。
实际上，在那些主要由男性发起的武装冲突中，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使她们不仅家园被毁、亲人离世，还面临强奸等性暴力的侵害和长久的被污名化、被敌视的威胁。
某种意义上，性暴力何尝不是一种缓慢的谋杀。幸存者身心受创，同时，因为混乱的性交缺乏安全措施，这些女性有着极高的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部分性暴力过程太过残暴，幸存者即使逃脱于难，也因此留下永久的伤病。《作为战争武器的强暴》一书中提及：“女人低落的社会地位是她们如此脆弱的主因，对女性的征服为男人创造了一种明确的剥削途径……女人被迫成为承受男人兽性与挫折的物品。”
法律层面上，在战争中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也缺乏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使用强奸作为战争武器的武装团体没有被绳之以法，许多性犯罪的审判最后不了了之。二战中针对妇女的性暴力犯罪十分猖獗，但紐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或是忽略了这些罪行，或是只起诉了负有上级责任的高级军官。冷战中，混乱无序的族群战争和武装冲突更是使对施暴者的追诉难以实现。即使2002年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历史性地首次将性暴力行为定义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国际法的实施效力薄弱，国际刑事法院能否行使管辖权以及如何行使管辖权在实际中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最为严重的是，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化营造了一种无形压迫受害者的社会环境：揭露她们在战争中被强奸的经历反而可能被指责，甚至被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边缘化。而一旦在性暴力中怀孕，这些妇女和因战时强奸而生的儿童往往被视为武装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附属人员，而不是受害者和幸存者。面对社会的道德审判，受害者成为社会中的沉默者，致使更多的性暴力事件无法浮出水面。时间并不能治愈一切，越是沉默，受害女性的伤口越难以愈合。
德尼·穆奎格
2015年12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第7585次会议上迎来一位特殊的女性纳迪娅·穆拉德
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并非不可避免。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德尼·穆奎格医生表示他要“与世界各地的女性幸存者和活动家一起分享这个奖项，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消除性暴力的危害。幸存者需要被承认，国际社会也需要结束有罪不罚的现状”。保护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妇女免遭性暴力侵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义务。只有当女性和她们的基本权利及安全在战争中得到认可和保护，我们才有希望拥抱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因为多次在国际社会谴责包括反叛军和政府军在内的一切武装团体对女性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暴行，德尼·穆奎格医生曾遭到暗杀，命悬一线；因为揭露“伊斯兰国”的恐怖面目，并毅然决然将其告上国际法庭，誓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纳迪娅·穆拉德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于“伊斯兰国”的威胁之下。他们行走在刀锋之上却没有退却，为更多的旁观者、受害者树立了榜样。
授予德尼·穆奎格和纳迪娅·穆拉德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被视为消除战时性暴力行为的一座灯塔—在性别歧视和男性霸权的黑暗中，成为激励所有人的力量。
雅兹迪人是库尔德人的一个分支，但他们的信仰独特，与主体教派信仰不同，这很容易让他们受到迫害。对这一教派的“赶尽杀绝”甚至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雅兹迪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被杀戮和以暴力强迫其改变宗教信仰的苦难史。据说，雅兹迪教派是在6000多年前创立，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还古老，它的教义带有原始崇拜的意味，以波斯人的拜火教为主题，后来又掺杂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的元素。雅兹迪教派的教义也带有混合宗教元素的色彩，在信奉一神论的同时，雅兹迪同时相信有7个神灵，尤为崇敬其中的“孔雀天使”，这是他们屡屡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不仅仅是因为孔雀天使的名字Shaytan与魔鬼Satan相似，更和一段传说有关。雅兹迪教派相信神创世时首先以光明创造了孔雀天使，继而创造六个炽天使，孔雀天使是他们的领导者。后来，神又让六个炽天使用尘土造出亚当，并要求天使们跪拜亚当，但孔雀天使拒绝从命，孔雀天使说：“我是神的荣耀所创造，而亚当仅仅出于尘土。”这一情节与撒旦拒绝跪拜亚当的情节相似，在极端分子眼里，孔雀天使就成为了撒旦，而雅兹迪人就是“拜魔鬼的人”。
二战期间，在日军和德国纳粹军队内部，性暴力不过是改变了原始的形式，披上了伪装的外衣。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在二战时期，在政府的授权下以军队为主体在东亚各国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有20万～40万中国女性被强行征为慰安妇。
哈灵顿在《性暴力的政治化》一书中记载，为了避免士兵到军营之外寻求毫无管制的欢乐，德国纳粹也建立了类似的军妓制度。在占领国，他们或是接管现有妓院，或是组建起新的随军妓院，其中大部分妓女是被强征的受侵略国家的女性。英国诗人达菲在《流星》一诗中将女性的个人命运与犹太民族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女性所遭受的强暴实质就是整个犹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
在这样一个男性甚至女性群体自身都谴责女性，并肆无忌惮地攻击受害者的“厌女”环境中，打破文化桎梏、反抗男性霸权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一年前，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因强暴、性虐待和性骚扰被控诉，催生出#MeToo运动，掀起全球反性侵犯和性骚扰浪潮。现在，#MeToo运动的支持者涵盖了所有性别群体，强大的社会力量正在塑造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受害者并不孤单，也不应该为自己受到的伤害感到羞耻。
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瑞斯-安德森所说：“#MeToo和战争罪行不全然相同，不过还是有共同点—看见女性受害和被虐待是很重要的，为了做到这点，女性抛开羞耻心，并大声说出来也很重要。” (赵钰欣)
在正从长达13年的内战中缓慢复苏的利比里亚，政府调查显示92%的妇女曾经历过强奸等性暴力。在刚果(金)，性暴力犯罪的泛滥，使其成为对女人而言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南基伍省79%受访妇女表示有过被轮奸的遭遇；70%的受害者表示她们曾在强暴过程中或之后遭受肢体虐待，施暴者甚至会用“将枪管塞入女性阴道，接着发射子弹”的方式杀害她们。“人权观察组织”的报道中提出：“强暴受害者表示真正承受战争后果的是她们的身体。”
沉默的羔羊
虽然我们对战争中的各种罪行口诛笔伐，但是对女性在战争中遭遇的性暴力却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在战争史研究中，女性所遭受到的性暴力被看作是个人经历，被弱化与遗忘。研究二战大屠杀的学者就曾普遍认为性暴力在宏观叙事中显得过于渺小，这也导致直到2010年，《大屠杀期间对犹太妇女的性暴力》才首次系统地揭露了纳粹军队所犯下的强奸、强迫卖淫等罪行。
实际上，在那些主要由男性发起的武装冲突中，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使她们不仅家园被毁、亲人离世，还面临强奸等性暴力的侵害和长久的被污名化、被敌视的威胁。
某种意义上，性暴力何尝不是一种缓慢的谋杀。幸存者身心受创，同时，因为混乱的性交缺乏安全措施，这些女性有着极高的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部分性暴力过程太过残暴，幸存者即使逃脱于难，也因此留下永久的伤病。《作为战争武器的强暴》一书中提及：“女人低落的社会地位是她们如此脆弱的主因，对女性的征服为男人创造了一种明确的剥削途径……女人被迫成为承受男人兽性与挫折的物品。”
法律层面上，在战争中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也缺乏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使用强奸作为战争武器的武装团体没有被绳之以法，许多性犯罪的审判最后不了了之。二战中针对妇女的性暴力犯罪十分猖獗，但紐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或是忽略了这些罪行，或是只起诉了负有上级责任的高级军官。冷战中，混乱无序的族群战争和武装冲突更是使对施暴者的追诉难以实现。即使2002年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历史性地首次将性暴力行为定义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国际法的实施效力薄弱，国际刑事法院能否行使管辖权以及如何行使管辖权在实际中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最为严重的是，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化营造了一种无形压迫受害者的社会环境：揭露她们在战争中被强奸的经历反而可能被指责，甚至被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边缘化。而一旦在性暴力中怀孕，这些妇女和因战时强奸而生的儿童往往被视为武装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附属人员，而不是受害者和幸存者。面对社会的道德审判，受害者成为社会中的沉默者，致使更多的性暴力事件无法浮出水面。时间并不能治愈一切，越是沉默，受害女性的伤口越难以愈合。
德尼·穆奎格
2015年12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第7585次会议上迎来一位特殊的女性纳迪娅·穆拉德
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并非不可避免。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德尼·穆奎格医生表示他要“与世界各地的女性幸存者和活动家一起分享这个奖项，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消除性暴力的危害。幸存者需要被承认，国际社会也需要结束有罪不罚的现状”。保护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妇女免遭性暴力侵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义务。只有当女性和她们的基本权利及安全在战争中得到认可和保护，我们才有希望拥抱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因为多次在国际社会谴责包括反叛军和政府军在内的一切武装团体对女性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暴行，德尼·穆奎格医生曾遭到暗杀，命悬一线；因为揭露“伊斯兰国”的恐怖面目，并毅然决然将其告上国际法庭，誓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纳迪娅·穆拉德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于“伊斯兰国”的威胁之下。他们行走在刀锋之上却没有退却，为更多的旁观者、受害者树立了榜样。
授予德尼·穆奎格和纳迪娅·穆拉德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被视为消除战时性暴力行为的一座灯塔—在性别歧视和男性霸权的黑暗中，成为激励所有人的力量。
雅兹迪人是库尔德人的一个分支，但他们的信仰独特，与主体教派信仰不同，这很容易让他们受到迫害。对这一教派的“赶尽杀绝”甚至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雅兹迪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被杀戮和以暴力强迫其改变宗教信仰的苦难史。据说，雅兹迪教派是在6000多年前创立，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还古老，它的教义带有原始崇拜的意味，以波斯人的拜火教为主题，后来又掺杂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的元素。雅兹迪教派的教义也带有混合宗教元素的色彩，在信奉一神论的同时，雅兹迪同时相信有7个神灵，尤为崇敬其中的“孔雀天使”，这是他们屡屡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不仅仅是因为孔雀天使的名字Shaytan与魔鬼Satan相似，更和一段传说有关。雅兹迪教派相信神创世时首先以光明创造了孔雀天使，继而创造六个炽天使，孔雀天使是他们的领导者。后来，神又让六个炽天使用尘土造出亚当，并要求天使们跪拜亚当，但孔雀天使拒绝从命，孔雀天使说：“我是神的荣耀所创造，而亚当仅仅出于尘土。”这一情节与撒旦拒绝跪拜亚当的情节相似，在极端分子眼里，孔雀天使就成为了撒旦，而雅兹迪人就是“拜魔鬼的人”。
二战期间，在日军和德国纳粹军队内部，性暴力不过是改变了原始的形式，披上了伪装的外衣。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在二战时期，在政府的授权下以军队为主体在东亚各国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有20万～40万中国女性被强行征为慰安妇。
哈灵顿在《性暴力的政治化》一书中记载，为了避免士兵到军营之外寻求毫无管制的欢乐，德国纳粹也建立了类似的军妓制度。在占领国，他们或是接管现有妓院，或是组建起新的随军妓院，其中大部分妓女是被强征的受侵略国家的女性。英国诗人达菲在《流星》一诗中将女性的个人命运与犹太民族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女性所遭受的强暴实质就是整个犹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
在这样一个男性甚至女性群体自身都谴责女性，并肆无忌惮地攻击受害者的“厌女”环境中，打破文化桎梏、反抗男性霸权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一年前，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因强暴、性虐待和性骚扰被控诉，催生出#MeToo运动，掀起全球反性侵犯和性骚扰浪潮。现在，#MeToo运动的支持者涵盖了所有性别群体，强大的社会力量正在塑造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受害者并不孤单，也不应该为自己受到的伤害感到羞耻。
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瑞斯-安德森所说：“#MeToo和战争罪行不全然相同，不过还是有共同点—看见女性受害和被虐待是很重要的，为了做到这点，女性抛开羞耻心，并大声说出来也很重要。” (赵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