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纪念五四运动(2)
浮雕
君主立宪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它不仅挽救不了清朝走向历史的命运，而且给此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深远而又恶劣的影响。当君主立宪运动紧锣密鼓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这一主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蔑视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坚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释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坚信中国只要参照三民主义的方略便能解决所有问题，既可顺利完成政治革命，又可避免欧美诸国于政治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但事实上，孙中山手创的中华民国也恰恰仅仅完成了政治革命，赶跑了皇帝。中华民国在其最初的年代里似乎仅有一块好听的招牌，其他方面则依然故我。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空虚与迷惘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似乎比辛亥革命之前更加混乱。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人们毕竟尚没有看到革命后的清醒，总觉得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别有一番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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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对辛亥革命实际后果的严重不满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思想背景。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迷惘、困惑，新一代知识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批判性地对待辛亥革命发起者的精神遗产，以期通过新的思维路向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寻求一剂灵丹妙药。
陈独秀
新一代知识人，亦即五四新人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普遍认为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既不限于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政治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使中国问题的其他方面获得连带解决。他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期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进整个国民性的改革。诚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所说的那样：“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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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国人精神迷失而不知所措的特殊背景下，新派知识人逐渐摆脱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彷徨与犹豫，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去从事他们的理想事业，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秩序重建
五四运动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意识、重塑国民品格的选择，是20世纪初国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结果，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救自强运动再转再变的逻辑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五四运动的选择自然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诸多举措深刻得多，五四运动已触及到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认识，而且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能否具备共同的语言和素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五四运动的选择虽然是当时知识精英深思熟虑的结果，然由于辛亥革命后复杂且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还是让知识精英的思考稍显轻率。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以及此前种种救亡图存运动归于失败，除去国民不觉悟之外，恐怕尚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近代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都找到过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但它们之所以统统归于失败而无法成功，并不都在于国民不觉悟，而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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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危机、社会危机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然在近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都能顺利地解决这些危机，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变化与前进。然而列强扰乱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仅就社会经济而言，它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与发展。
当然，列强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并不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而是为了解决他们因工业革命而迅速释放出来的工业产能，建立起他们的世界市场。因此，列强东来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社会的解体、分化、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了这一发展超前、失衡、失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获得充分发育，其先天不足无法担当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历史重任，致使近代中国一直无法真正完成新旧交替。
至于在思想意识上，中国没有经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所谓中国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其实只是面对渐趋僵化的儒家伦理而生发的思想异端，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的选择虽然极为重要，但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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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西方、赶上西方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失败，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过这种选择。不过，正是这种挫折与失败，引发了国人的自我怀疑情绪，觉得中国之所以不能赶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的秩序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五四运动的选择正是这种思想反省的必然结果，它使国人对中国旧秩序、文化传统的怀疑达到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
五四新人为了启发国人的觉悟，竭力批判中国的旧道德，以为正是中国的旧道德铸就了国民的劣根性，造成了国民的蒙昧主义，使中国迟迟不得翻身和进步。因而，中国欲求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彻底废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使国民在价值取向上与现代社会相合。陈独秀从经济关系探讨道德观念转变的必然性，自然要比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自我怀疑要深刻得多。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对传统秩序的破坏也要严重得多，它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用梁漱溟之后的话说，就是新轨未立、旧辙已破，中國人陷入高度迷惘的精神情境中。, 百拇医药(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