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纪念五四运动(3)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没有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除去种种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外，恐怕社会内部秩序的混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法则的相互冲突、社会公众信仰的多元化与多变性等，未始不是根本原因之一。
五四新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确曾思考过如何重建新秩序的问题。陈独秀对民主科学、法兰西文明的呼唤，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吴虞对墨家精神的仰慕，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偏爱，等等，均可视为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他们一方面排斥旧秩序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渴望以新的时代精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不过问题在于，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的社会秩序毕竟建树太少，减法太多：一方面，五四新人精神追求的多元化使国人无所适从，使近代以来国人的信仰危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另一方面，五四新人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远远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在新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实际效用未免大大减低。简言之，五四运动的精神追求无疑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它从社会发展实际条件、社会实际承受能力方面进行检讨，并非没有可以调整的空间。
, 百拇医药
《新青年》封面
百年来，五四研究的主流看法大致认为，从总体上说，五四运动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趋势，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一直存在着的焦灼心理和浮躁情绪，无视社会秩序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在短时期内走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无法想象在有序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化，差不多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思想渊源。
爱国情结
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已经讲得很清楚，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一次革命运动。由于政府“卖国”，因此必须打倒，必须推翻。这里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探讨这一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如何确认当时政府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如何确认五四爱国运动对政府的指控。这一问题甚为复杂，要说清楚并不那么容易，這实际上是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 百拇医药
1918年10月，段祺瑞安福集团控制的国会将冯国璋挤下台，而冯国璋所属的直系集团则以段祺瑞勾结日本为借口，指责段祺瑞出卖中国以换取贷款。此后北方政府在人事上还有种种变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实际上都是段祺瑞一系在控制着。五四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段祺瑞的所谓北洋政府。
与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对峙的是南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这是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从法理学角度看，南北两政府都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事实上，不论南方政府，还是一般国民，都视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为一政治实体，否则南方政府就不会和北方政府对等谈判，五四学生、一般民众也就不会向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请愿。就国际地位看，国际社会承认段祺瑞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除了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外，其余的均应看作北方政府人士。
巴黎和会签署凡尔赛和约
, 百拇医药
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但此事由来已久，甚为复杂。中国政府的外交选择，与当时的国力、与中国在欧战中的贡献、与巴黎和会的主旨大致相当。中国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进步，以洗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耻辱，是中国国际地位回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巴黎和会主要处理的是战后秩序重建问题，是欧洲秩序重新安排问题。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有自己的诉求，那就是收回青岛主权。但这次参会并不是专门来诉求自己利益的，而是来参与处理战争善后、战后秩序安排的。由于巴黎和会的重中之重在欧战和善后，因而中国政府在处理和会主题与中国利益上，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困难。中国一方面必须注意巴黎和会主要国家如美国的关切，另一方面必须维护中国的尊严，捍卫中国的利益。从中国政府的预案及应对看，巴黎和会期间大致而言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充分肯定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最后立场，以为“在五四运动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当时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竟不敢签字和约。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
, 百拇医药
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全部交涉过程，便很容易发现北方政府虽然在是否签约上有过某些犹豫，但自始至终的主流见解从来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的利益，放弃山东、青岛主权。根据陆征祥等人于五四运动爆发前两日即5月2日“引咎辞职书”中的一段话所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关于自身利益的预案，一开始的底牌就是要收回山东的主权。只是后来和会出现了新问题，美国在战后安排方面需要日本的特别支持，转而对中国的诉求采取了搁置立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系列较深细节，因而对美国态度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让步很不能理解。对这一结果，代表团和北方政府当然负有责任，特别是交涉与解释的责任，但毕竟国势太弱，“弱国无外交”，弱国可供交换的东西太少，无法争得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中国政府的底牌是收回山东主权，何以称北方政府是“卖国政府”，何以因此又引起规模如此宏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欲解释这一问题，只有从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入手，还要注意中国当时南北两个政权存在的事实，注意国内政治分裂对外交的伤害。
爱国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责任心，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那么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便难以生存。对于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特别是在涉及到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便极容易唤起自己的良知。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青年具有简单、激情、冲动、易利用等缺点。如果秩序处在最佳状态，政府可以对社会和青年进行有益的指导，社会公众和青年也比较容易以理性的态度监督政府。依此我们反观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中国的秩序是近代以来最坏的几个年头之一，不仅南北政府对峙且和谈不成，各个政府内部利益集团也在进行无休止的明争暗斗。在这种失范的秩序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即使不被利用，也往往是一种盲目的行为。, 百拇医药(马勇)
五四新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确曾思考过如何重建新秩序的问题。陈独秀对民主科学、法兰西文明的呼唤，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吴虞对墨家精神的仰慕，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偏爱，等等，均可视为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他们一方面排斥旧秩序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渴望以新的时代精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不过问题在于，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的社会秩序毕竟建树太少，减法太多：一方面，五四新人精神追求的多元化使国人无所适从，使近代以来国人的信仰危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另一方面，五四新人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远远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在新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实际效用未免大大减低。简言之，五四运动的精神追求无疑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它从社会发展实际条件、社会实际承受能力方面进行检讨，并非没有可以调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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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五四研究的主流看法大致认为，从总体上说，五四运动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趋势，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一直存在着的焦灼心理和浮躁情绪，无视社会秩序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在短时期内走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无法想象在有序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化，差不多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思想渊源。
爱国情结
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已经讲得很清楚，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一次革命运动。由于政府“卖国”，因此必须打倒，必须推翻。这里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探讨这一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如何确认当时政府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如何确认五四爱国运动对政府的指控。这一问题甚为复杂，要说清楚并不那么容易，這实际上是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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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段祺瑞安福集团控制的国会将冯国璋挤下台，而冯国璋所属的直系集团则以段祺瑞勾结日本为借口，指责段祺瑞出卖中国以换取贷款。此后北方政府在人事上还有种种变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实际上都是段祺瑞一系在控制着。五四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段祺瑞的所谓北洋政府。
与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对峙的是南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这是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从法理学角度看，南北两政府都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事实上，不论南方政府，还是一般国民，都视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为一政治实体，否则南方政府就不会和北方政府对等谈判，五四学生、一般民众也就不会向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请愿。就国际地位看，国际社会承认段祺瑞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除了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外，其余的均应看作北方政府人士。
巴黎和会签署凡尔赛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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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但此事由来已久，甚为复杂。中国政府的外交选择，与当时的国力、与中国在欧战中的贡献、与巴黎和会的主旨大致相当。中国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进步，以洗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耻辱，是中国国际地位回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巴黎和会主要处理的是战后秩序重建问题，是欧洲秩序重新安排问题。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有自己的诉求，那就是收回青岛主权。但这次参会并不是专门来诉求自己利益的，而是来参与处理战争善后、战后秩序安排的。由于巴黎和会的重中之重在欧战和善后，因而中国政府在处理和会主题与中国利益上，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困难。中国一方面必须注意巴黎和会主要国家如美国的关切，另一方面必须维护中国的尊严，捍卫中国的利益。从中国政府的预案及应对看，巴黎和会期间大致而言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充分肯定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最后立场，以为“在五四运动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当时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竟不敢签字和约。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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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全部交涉过程，便很容易发现北方政府虽然在是否签约上有过某些犹豫，但自始至终的主流见解从来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的利益，放弃山东、青岛主权。根据陆征祥等人于五四运动爆发前两日即5月2日“引咎辞职书”中的一段话所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关于自身利益的预案，一开始的底牌就是要收回山东的主权。只是后来和会出现了新问题，美国在战后安排方面需要日本的特别支持，转而对中国的诉求采取了搁置立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系列较深细节，因而对美国态度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让步很不能理解。对这一结果，代表团和北方政府当然负有责任，特别是交涉与解释的责任，但毕竟国势太弱，“弱国无外交”，弱国可供交换的东西太少，无法争得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中国政府的底牌是收回山东主权，何以称北方政府是“卖国政府”，何以因此又引起规模如此宏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欲解释这一问题，只有从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入手，还要注意中国当时南北两个政权存在的事实，注意国内政治分裂对外交的伤害。
爱国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责任心，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那么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便难以生存。对于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特别是在涉及到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便极容易唤起自己的良知。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青年具有简单、激情、冲动、易利用等缺点。如果秩序处在最佳状态，政府可以对社会和青年进行有益的指导，社会公众和青年也比较容易以理性的态度监督政府。依此我们反观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中国的秩序是近代以来最坏的几个年头之一，不仅南北政府对峙且和谈不成，各个政府内部利益集团也在进行无休止的明争暗斗。在这种失范的秩序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即使不被利用，也往往是一种盲目的行为。, 百拇医药(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