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的权力有多大(2)
此外，由于美国国会两院的议员也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所以有时候在野党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比执政党更多的议会席次。而美国的所有立法都必须获得两院通过，在国会多数党与总统政党不同的情况下，“神通广大”的总统也变成了“跛脚鸭”，权力受到极大的制约。2018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重掌众议院，便使特朗普任期内的立法议程遭遇重大挫折。美国总统无法“为所欲为”，即使特朗普只是想要建边境墙，却一直在民主党的反对下“壮志难酬”。
总统增长权力的愿望时常会在权力施行中遭遇障碍，挫败感使总统愿意绕开国会，寻找理由将自己的做法合理化。比如，当总统的政策遭到国会多数意见的反对时，他们经常通过行政法令来推进想要做的事情。而当国会试图再次越过新实施的行政法规时，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
总统的权力弹性区
在全球事务中，美国总统为维护国家的全球领导地位而权倾天下，其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在国内政治中，美国总统的地位亦举足轻重，美国总统能够通过对公众的引导和对国内政治议程的塑造来增强政治影响。但就职权来看，美国总统的权力还存在一个可变的弹性区间，影响变量主要有个人风格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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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总统的个人风格会影响总统权力的施展。比如，权力欲望越强的人越倾向于把控更多的细节，对权力点的挖掘更加严苛，力求权力的覆盖范围更加全面。而权力抓得比较散、放得比较开的总统，则可能更愿意将部分权力移交下属。艾森豪威尔曾是二战时期盟军的最高统帅，凭借相当高的威望当选美国总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认为他只是挂名的负责人，其幕僚才是真正的决策者。通过多年后对总统内部档案的解密，人们认识到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只是习惯于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去实现政治目标—不直接参与与自己的非政治形象不相符的政策活动，因此他更愿意避开公开争论，将争议性的政策交由幕僚处理。此举是为了平衡美国总统的权力，更多突出国家元首功能，并弱化政府首脑的作用。此外，总统的政治兴趣也是其权力施行的影響要素。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兴趣在于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因此，他在分析、讨论国内政治政策的机制程序时就不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那样精细。总之，虽然美国总统的权力和职责使这个职位似乎对任职者有非同寻常的要求，但这个职位实际上是属于拥有血肉之躯的常人，他们的个人风格对总统职权的行使有着迥然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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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制度性因素也是不容忽略的一点。相对于美国宪法第一条对国会拥有的“一一列举权力”的阐述，宪法第二条对总统制的描述篇幅简短，对总统的职权的陈述也比较含糊，甚至不经任何详细的定义就谈及“行政权”。显然，总统有其具体的职责和单独的权力，如处理对外关系、否定国会立法、以“总司令”的身份保卫国家等。但是，总统的很多权力被有意减弱或混淆了，比如总统在对行政官员、驻各国大使、联邦法官行使任命权及在外交事务中行使缔约权时，都必须满足参议院批准的前提；总统行使否决权否定国会的法律草案，也是在国会保留再次推翻总统决定的权力的前提下进行；总统虽是三军总司令，但是宣战由国会来完成，总统只能在国会不干预的情况下全权行使该职责。因此，总统的权力深受宪法制度框架的制约。此外，宪法的简练带来条款规定的不清晰，使得宪法解释的弹性很大，解释权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著名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正是马歇尔法官的机巧应对，将司法系统解释宪法、裁定政府行为和国会立法行为是否违宪作为制度确立了下来。所以，总统的权力弹性区也会受到宪法解释力的影响。
通过对历史发展、现实情况和职权弹性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总统的权力。总统的政治权力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迁的过程。在大的制度框架的限制下，美国总统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扩张趋势，不断发现和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总统权力也在各种势力的博弈中摇摆，并于此过程中维持体系的横向平衡；总统权力更带有总统各具特色的个人风格印记，多样化的执政模式使执政过程充满各种可能性。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特朗普任美国总统的情况下，一方面，因其性格的多变和独特，会为美国政策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即使“变化莫测”如特朗普，也必须遵守美国政治运行的逻辑去行使权力，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实现自己的目标。, http://www.100md.com(姜静雅)
总统增长权力的愿望时常会在权力施行中遭遇障碍，挫败感使总统愿意绕开国会，寻找理由将自己的做法合理化。比如，当总统的政策遭到国会多数意见的反对时，他们经常通过行政法令来推进想要做的事情。而当国会试图再次越过新实施的行政法规时，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
总统的权力弹性区
在全球事务中，美国总统为维护国家的全球领导地位而权倾天下，其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在国内政治中，美国总统的地位亦举足轻重，美国总统能够通过对公众的引导和对国内政治议程的塑造来增强政治影响。但就职权来看，美国总统的权力还存在一个可变的弹性区间，影响变量主要有个人风格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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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总统的个人风格会影响总统权力的施展。比如，权力欲望越强的人越倾向于把控更多的细节，对权力点的挖掘更加严苛，力求权力的覆盖范围更加全面。而权力抓得比较散、放得比较开的总统，则可能更愿意将部分权力移交下属。艾森豪威尔曾是二战时期盟军的最高统帅，凭借相当高的威望当选美国总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认为他只是挂名的负责人，其幕僚才是真正的决策者。通过多年后对总统内部档案的解密，人们认识到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只是习惯于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去实现政治目标—不直接参与与自己的非政治形象不相符的政策活动，因此他更愿意避开公开争论，将争议性的政策交由幕僚处理。此举是为了平衡美国总统的权力，更多突出国家元首功能，并弱化政府首脑的作用。此外，总统的政治兴趣也是其权力施行的影響要素。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兴趣在于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因此，他在分析、讨论国内政治政策的机制程序时就不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那样精细。总之，虽然美国总统的权力和职责使这个职位似乎对任职者有非同寻常的要求，但这个职位实际上是属于拥有血肉之躯的常人，他们的个人风格对总统职权的行使有着迥然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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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制度性因素也是不容忽略的一点。相对于美国宪法第一条对国会拥有的“一一列举权力”的阐述，宪法第二条对总统制的描述篇幅简短，对总统的职权的陈述也比较含糊，甚至不经任何详细的定义就谈及“行政权”。显然，总统有其具体的职责和单独的权力，如处理对外关系、否定国会立法、以“总司令”的身份保卫国家等。但是，总统的很多权力被有意减弱或混淆了，比如总统在对行政官员、驻各国大使、联邦法官行使任命权及在外交事务中行使缔约权时，都必须满足参议院批准的前提；总统行使否决权否定国会的法律草案，也是在国会保留再次推翻总统决定的权力的前提下进行；总统虽是三军总司令，但是宣战由国会来完成，总统只能在国会不干预的情况下全权行使该职责。因此，总统的权力深受宪法制度框架的制约。此外，宪法的简练带来条款规定的不清晰，使得宪法解释的弹性很大，解释权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著名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正是马歇尔法官的机巧应对，将司法系统解释宪法、裁定政府行为和国会立法行为是否违宪作为制度确立了下来。所以，总统的权力弹性区也会受到宪法解释力的影响。
通过对历史发展、现实情况和职权弹性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总统的权力。总统的政治权力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迁的过程。在大的制度框架的限制下，美国总统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扩张趋势，不断发现和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总统权力也在各种势力的博弈中摇摆，并于此过程中维持体系的横向平衡；总统权力更带有总统各具特色的个人风格印记，多样化的执政模式使执政过程充满各种可能性。这也就不难理解在特朗普任美国总统的情况下，一方面，因其性格的多变和独特，会为美国政策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即使“变化莫测”如特朗普，也必须遵守美国政治运行的逻辑去行使权力，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实现自己的目标。, http://www.100md.com(姜静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