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2)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率大军从渔阳郡直逼唐都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了致命打击。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绘“安史之乱”爆发时，没写胡人铁骑，也没有写金戈铁马，却独独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战鼓声激越雄壮，是战争的最好代表。
鼓瑟吹笙
在中国古代，乐与礼常常相伴而生。西周时期，宫廷礼乐典籍中有许多与鼓相关的记载。鼓作为最重要的乐器，常常在宫廷宴集、庙堂祭祀等仪式中被使用，成为礼乐教化的重要工具。宫廷雅乐分“八音”： 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其中，鼓属革类，乐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六鼓”有雷鼓、灵鼓、路鼓、鼖鼓、鼛鼓、晋鼓。“击雷鼓，吹鸣笳”，塞外战场雷鼓阵阵；“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贵族仪仗威势俨然；“以路鼓，鼓鬼享”，神圣的宗庙祭祀击打路鼓。除此之外，“钟鼓既设，一朝飨之”，酒席宴上，文人雅士鸣钟击鼓，饮酒赋诗；“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乡野民间，年轻小伙子鸣钟击鼓取悦心仪的姑娘。
彩绘乐舞杂技陶俑
古代的歌舞也常常用鼓伴奏。在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一座西汉墓，出土文物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陶盘，上面有21个彩绘乐舞杂技陶俑，完整地展现了当时贵族观赏乐舞杂技表演的场面。21个陶俑中，7人表演，7人观看，后排7人伴奏。表演的俑人中，左边两名女子吹笙，另外5名男子则分别抚瑟、击鼓、敲钟、拍长鼓和击建鼓。
宋代以后，乡间还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唱艺术，表演时只用鼓来伴奏，即鼓子词。陆游在《舍舟步归》中说：“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清代郭钟岳在《瓯江竹枝词》中写道：“呼邻结伴去烧香，迎面高台对夕阳。锦绣一丛齐坐听，盲词村鼓唱娘娘。”可见，鼓子词十分受欢迎。《三国演义》中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故事。弥衡是东汉时期一位狂士，才华出众，但不趋炎附势。在一次宴会上，曹操本想羞辱弥衡，委派弥衡为“鼓史”，为众人击鼓。但弥衡不仅不按照规矩换上“鼓史”的服装，还在击鼓过程中脱得一丝不挂，引得“坐客皆掩面”，一片哗然。弥衡还不解气，又大骂曹操“不识贤愚，不读诗书，不纳忠言，不通古今，不容诸侯，常怀篡逆”。曹操本想羞辱弥衡，却被弥衡取笑辱骂了一番，心里愤怒至极。后来，曹操使用借刀杀人之计，使弥衡命丧刘表部将黄祖之手，年仅26岁。
晨钟暮鼓
古代的城市，常設有钟楼和鼓楼，合称钟鼓楼，主要用于报时。早上钟楼敲钟，城门开启，人们开始活动。晚上鼓楼击鼓，城门关闭，宵禁人息。
古代把黑夜分为五更，每更是一个时辰，即两个小时。清代时，定更(即一更，19点～21点)和亮更(即五更，3点～5点)要先击鼓后敲钟，二至四更只敲钟不击鼓。定更时鼓声响城门关闭，称为“净街”；亮更时，钟声响城门打开。这就是常说的“晨钟暮鼓”。
击鼓和敲钟的方法也有规矩，俗称：“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两遍，共108下。”古人用108声代表一年，一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古人把五天称为一候，六候为一月，一年七十二候)，这些数字相加为108。
汪元亨在《朝天子·归隐》中就写道：“暮鼓晨钟，秋鸿春燕，随光阴闲过遣。”这种以晨钟暮鼓作为重要起居信号的社会管理方式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后来，人们就用“晨钟暮鼓”来形容时光的推移。
更鼓畏添挝
在所有的时光流转中，岁末年终最能引人愁思。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仅26岁的苏轼前往凤翔府任职。年终，苏轼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但是却不能实现。
孤身在外，苏轼不禁回想起故乡岁暮的种种淳朴风俗，心生感慨，写下《守岁》《馈岁》《别岁》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在《守岁》诗中，苏轼写道：“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他把就要逝去的年岁比作一条游向幽壑、势不可当的长蛇，还说守岁正如想要系住蛇的尾巴，纯属徒劳无功。紧接着他回想起家乡的守岁习俗：“儿童强不睡，相守夜谌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虽然苏轼觉得守岁无法留住光阴，却也告诉人们要珍惜年华：“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希望弟弟苏辙继续努力，不要让志向抱负付诸东流。中国鼓文化源远流长，浸润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神鼓到战鼓，从战鼓到乐鼓，从乐鼓到更鼓，鼓声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响起，沟通天人、激扬斗志、愉悦心情，在响彻云霄的雷鼓声中帮助人们实现生命的自我更新。(邵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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