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天马”与幸运草(2)
令人惊奇的是，在古代很多诗人的诗歌中都可以见到“苜蓿”的身影。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也能隐约探寻出一条苜蓿在古代中国的旅行之路。中国古籍诗歌网的数据统计显示，从唐代至清代，共有268首与苜蓿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中，唐代的主要表现马食苜蓿的内容，显示出苜蓿从西北边疆沿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的旅行之路。如唐代诗人岑参的《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中说“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贯休的《塞上曲二首》言“蒲萄酒白雕腊红，苜蓿根甜沙鼠出”，都道出了苜蓿在西域生长的情况。鲍防的“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和李商隐的“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则透露出苜蓿在汉地关中一带的种植迹象。连“诗圣”杜甫也留下了“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的诗句，为苜蓿在中原大地的旅行又添一佐证。
不难看出，唐代诗歌中的苜蓿形象主要与朝廷养马关系密切。苜蓿的地理分布也主要在西北或中原地区。这其实符合当时苜蓿的实际种植范围，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就说：“苜蓿，味苦，性平，无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以无气味故也。外国复别有苜蓿草，以治目，非此类也。”时间相近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也记录说：“(苜蓿)一年三刈，留子者，一刈则止。春初既中生噉，为羹甚香；长宜饲马，马尤嗜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郭，所宜种之。”此外，专门记录洛阳一带佛教寺庙的《洛阳伽蓝记》也留下了苜蓿在洛阳旅行生长的影像：“禅虚寺，在大夏门外御道西……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另外，从颜师古“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焉”的记录来看，唐代前后，苜蓿的旅行仍大致在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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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苜蓿似乎开始逐渐旅行到了江南地区，并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种菜肴。由于战事频仍，朝廷买马养马大于前朝，苜蓿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拓展，正所谓“君王若问安边策，苜蓿漫山战马肥”。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续笔》记录说：“国家买马，南边与邕管，西边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意。”言下之意，在江淮之间、苏州(今江苏吴县)、秀州(今浙江嘉兴)地区也种有苜蓿，以便养马。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苜蓿的食用也传到了江南一带，并在宋代文化界兴起了一种“食苜蓿”的风潮，这种风潮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苜蓿盘”，用来指那些品行正直、安贫乐道人士的简朴生活。
北宋文学家苏轼多次写下苜蓿可食的诗歌，如“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对先生苜蓿盘”“诗翁憔悴老一官，厌见苜蓿堆青盘”等。此外，黄庭坚的“舍前粲戎葵，舍后荒苜蓿”，杨冠卿的“碧涧掇香芹，雕盘堆苜蓿”，司马光的“愿同野老嬉尧坏，长守先生苜蓿盘”，邓肃的“莫叹愁肠充苜蓿，从来醉眼盖乾坤”，梅尧臣的“比诸豪侠乃自苦，明日苜蓿盈盘餐”，等等，都留下了人们以苜蓿为食的记录。中年入蜀、老年回归故里的绍兴籍诗人陆游有“墙隅苜蓿秋风晚，独倚门扉感慨频”的诗句，也是苜蓿旅行到江南的另一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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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拌苜蓿
随着苜蓿种植和食用的推进，人们还发现苜蓿的药用价值和增进土地肥力的功能，苜蓿旅行的区域也随之更加辽阔。唐末韩鄂所撰《四时纂要》说：“(十二月)烧苜蓿，苜蓿之地，此月烧之，讫，二年一度，耕垄外，根斩，覆土掩之，即不衰。凡苜蓿，春食，作干菜，至益人。紫花时，大益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从药学角度记述说：“(苜蓿)利五脏，轻身健人。洗去脾胃间邪热气，通小肠热毒。”明代后半叶诞生的《救荒本草》更是把苜蓿药用和救荒联系在一起：“苜蓿出陕西，今处处有之……救饥，苗叶嫩时，采取煠食。江南人不甚食。多食利大小肠。”
《荷马史诗》与幸运草，苜蓿的西方之旅
在西方，苜蓿同等重要。著名翻译家、深谙古希腊语的罗念生先生翻译的《伊利亚特》一书中这样写道：“他(阿克琉斯)的兵士在岸上消遣，投掷铁饼、标枪，拉弓射箭。他们的马在车旁吃沼泽里的苜蓿和芫荽，战车存在他们的主上的营帐里，用布覆盖严密。”台湾学者张玉燕2017年发表了《荷马史诗与中国文学中的苜蓿—比较古代东西方植物》一文，文中援引西方文献资料说：“苜蓿原产地是波斯，是喂马的一种饲料，在希腊波斯战争时传入希腊。苜蓿是人类最早驯化的饲料作物之一，起源在近东中心，即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库曼高地。早在公元前1400年，紫花苜蓿就已在波斯的高山、河谷广泛栽种，被用作牲畜饲料，苜蓿一词，可能是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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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劳费尔的研究，现在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苜蓿的是亚里斯多芬(公元前448年～公元前380年，古希腊喜剧作家)所著的《骑士》，文中说“马食科林斯之山查子以代苜蓿”。至于希腊苜蓿的来源，劳费尔倾向于老普林尼(公元23年～79年，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著有《自然史》和《博物志》)的观点，即苜蓿非希腊原产，而是在大流士一世时期历次波希战争中，从波斯传播过去的。此外，也有证据显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段时间，苜蓿开始在意大利传播和播种，成为支撑古罗马军团的重要粮草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苜蓿在东西方的早期旅行中，曾一度身价不菲。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良马饲料的苜蓿，被不少国家视为战略资源，并被课以重税。如萨珊王朝的霍斯鲁一世(531年～578年)就把苜蓿列入到新兴的土地税内，并且苜蓿税要7倍高于小麦和大麦。在东方，苜蓿的价格同样昂贵，敦煌汉简中记述：“益欲急去，恐牛不可用，今致卖目宿养之。目宿大贵，束三泉，留久恐舍食尽，今且寄广麦一石。”
有趣的是，苜蓿旅行至广袤俄罗斯大地的时间要晚得多。1864年，驻中国喀什地区的俄国领事司卡慈史科夫在巴黎《东方评论》发表《中国紫花苜蓿杂记》一文，文中说苜蓿草籽是1840年初次从中国运到俄国的。司卡慈史科夫本人随后也在俄国、爱沙尼亚、芬兰等地积极推广这种作物，让东欧和北欧也都长起苜蓿。当然，这也可能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改良之后的优质苜蓿品种。因为不仅俄国，20世纪初的美国和阿根廷等国也出于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先后从中国引进过苜蓿草籽，这些都应该算苜蓿的晚期旅行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变弱，苜蓿的战略资源地位也随之变化。但人们对苜蓿的喜爱和关注却没有减少，这大概与苜蓿耐寒、耐旱，生命力和適应力都很强有关。在欧洲，人们一度着迷于苜蓿草独特的三叶外形，并赋予它幸运、爱情和健康的寓意。据说在10万株三叶苜蓿中，只有一株是四叶的，而找到那株四叶苜蓿，也就找到了幸运。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等地，人们都亲切地称苜蓿为“幸运草”，爱尔兰更是将其认定为国花。2018年爱尔兰总理到访美国白宫时，就将一盆三叶苜蓿草作为国礼送给美国总统。, http://www.100md.com(刘小方)
不难看出，唐代诗歌中的苜蓿形象主要与朝廷养马关系密切。苜蓿的地理分布也主要在西北或中原地区。这其实符合当时苜蓿的实际种植范围，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就说：“苜蓿，味苦，性平，无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以无气味故也。外国复别有苜蓿草，以治目，非此类也。”时间相近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也记录说：“(苜蓿)一年三刈，留子者，一刈则止。春初既中生噉，为羹甚香；长宜饲马，马尤嗜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郭，所宜种之。”此外，专门记录洛阳一带佛教寺庙的《洛阳伽蓝记》也留下了苜蓿在洛阳旅行生长的影像：“禅虚寺，在大夏门外御道西……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另外，从颜师古“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焉”的记录来看，唐代前后，苜蓿的旅行仍大致在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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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苜蓿似乎开始逐渐旅行到了江南地区，并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种菜肴。由于战事频仍，朝廷买马养马大于前朝，苜蓿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拓展，正所谓“君王若问安边策，苜蓿漫山战马肥”。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续笔》记录说：“国家买马，南边与邕管，西边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意。”言下之意，在江淮之间、苏州(今江苏吴县)、秀州(今浙江嘉兴)地区也种有苜蓿，以便养马。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苜蓿的食用也传到了江南一带，并在宋代文化界兴起了一种“食苜蓿”的风潮，这种风潮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苜蓿盘”，用来指那些品行正直、安贫乐道人士的简朴生活。
北宋文学家苏轼多次写下苜蓿可食的诗歌，如“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对先生苜蓿盘”“诗翁憔悴老一官，厌见苜蓿堆青盘”等。此外，黄庭坚的“舍前粲戎葵，舍后荒苜蓿”，杨冠卿的“碧涧掇香芹，雕盘堆苜蓿”，司马光的“愿同野老嬉尧坏，长守先生苜蓿盘”，邓肃的“莫叹愁肠充苜蓿，从来醉眼盖乾坤”，梅尧臣的“比诸豪侠乃自苦，明日苜蓿盈盘餐”，等等，都留下了人们以苜蓿为食的记录。中年入蜀、老年回归故里的绍兴籍诗人陆游有“墙隅苜蓿秋风晚，独倚门扉感慨频”的诗句，也是苜蓿旅行到江南的另一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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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苜蓿种植和食用的推进，人们还发现苜蓿的药用价值和增进土地肥力的功能，苜蓿旅行的区域也随之更加辽阔。唐末韩鄂所撰《四时纂要》说：“(十二月)烧苜蓿，苜蓿之地，此月烧之，讫，二年一度，耕垄外，根斩，覆土掩之，即不衰。凡苜蓿，春食，作干菜，至益人。紫花时，大益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从药学角度记述说：“(苜蓿)利五脏，轻身健人。洗去脾胃间邪热气，通小肠热毒。”明代后半叶诞生的《救荒本草》更是把苜蓿药用和救荒联系在一起：“苜蓿出陕西，今处处有之……救饥，苗叶嫩时，采取煠食。江南人不甚食。多食利大小肠。”
《荷马史诗》与幸运草，苜蓿的西方之旅
在西方，苜蓿同等重要。著名翻译家、深谙古希腊语的罗念生先生翻译的《伊利亚特》一书中这样写道：“他(阿克琉斯)的兵士在岸上消遣，投掷铁饼、标枪，拉弓射箭。他们的马在车旁吃沼泽里的苜蓿和芫荽，战车存在他们的主上的营帐里，用布覆盖严密。”台湾学者张玉燕2017年发表了《荷马史诗与中国文学中的苜蓿—比较古代东西方植物》一文，文中援引西方文献资料说：“苜蓿原产地是波斯，是喂马的一种饲料，在希腊波斯战争时传入希腊。苜蓿是人类最早驯化的饲料作物之一，起源在近东中心，即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库曼高地。早在公元前1400年，紫花苜蓿就已在波斯的高山、河谷广泛栽种，被用作牲畜饲料，苜蓿一词，可能是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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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劳费尔的研究，现在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苜蓿的是亚里斯多芬(公元前448年～公元前380年，古希腊喜剧作家)所著的《骑士》，文中说“马食科林斯之山查子以代苜蓿”。至于希腊苜蓿的来源，劳费尔倾向于老普林尼(公元23年～79年，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著有《自然史》和《博物志》)的观点，即苜蓿非希腊原产，而是在大流士一世时期历次波希战争中，从波斯传播过去的。此外，也有证据显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段时间，苜蓿开始在意大利传播和播种，成为支撑古罗马军团的重要粮草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苜蓿在东西方的早期旅行中，曾一度身价不菲。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良马饲料的苜蓿，被不少国家视为战略资源，并被课以重税。如萨珊王朝的霍斯鲁一世(531年～578年)就把苜蓿列入到新兴的土地税内，并且苜蓿税要7倍高于小麦和大麦。在东方，苜蓿的价格同样昂贵，敦煌汉简中记述：“益欲急去，恐牛不可用，今致卖目宿养之。目宿大贵，束三泉，留久恐舍食尽，今且寄广麦一石。”
有趣的是，苜蓿旅行至广袤俄罗斯大地的时间要晚得多。1864年，驻中国喀什地区的俄国领事司卡慈史科夫在巴黎《东方评论》发表《中国紫花苜蓿杂记》一文，文中说苜蓿草籽是1840年初次从中国运到俄国的。司卡慈史科夫本人随后也在俄国、爱沙尼亚、芬兰等地积极推广这种作物，让东欧和北欧也都长起苜蓿。当然，这也可能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改良之后的优质苜蓿品种。因为不仅俄国，20世纪初的美国和阿根廷等国也出于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先后从中国引进过苜蓿草籽，这些都应该算苜蓿的晚期旅行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变弱，苜蓿的战略资源地位也随之变化。但人们对苜蓿的喜爱和关注却没有减少，这大概与苜蓿耐寒、耐旱，生命力和適应力都很强有关。在欧洲，人们一度着迷于苜蓿草独特的三叶外形，并赋予它幸运、爱情和健康的寓意。据说在10万株三叶苜蓿中，只有一株是四叶的，而找到那株四叶苜蓿，也就找到了幸运。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等地，人们都亲切地称苜蓿为“幸运草”，爱尔兰更是将其认定为国花。2018年爱尔兰总理到访美国白宫时，就将一盆三叶苜蓿草作为国礼送给美国总统。, http://www.100md.com(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