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如何应对疫情
更了不起的是，中国古代医学家认为，可人传人的病疫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吴又可便认为，传染病疫是“邪从口鼻而入”。
对于传染病的防治，吴又可提出了与《黄帝内经》中相似的观点，即要强健体质，增强自身免疫力，“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又可还提醒人们，要注意饮食，休息好，保持心情舒畅，否则“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上述是从个体提出的防范传染病的要求，如果从群体和全社会的角度，中国古人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减少外出活动，隔离患者，封锁疫区。
这种控制社会传染病的手段，中国在秦汉时已开始。
, 百拇医药
据《汉书·平帝纪》记载，针对当时的传染病，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舍空邸第”，就是空出房子，将患者集中安置，这样既可以保证患者不再成为二次传染源，也可以让患者得到帮助，便于进行集中治疗，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医学隔离”措施。
这是中国史书中，对传染病患者進行医学隔离的最早记载。其历史背景是，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怎么办？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然这是作为朝廷慈善手段开展的活动，但对防止疫情扩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舍空邸第”成为中国古代历朝政府控制传染病的手段，一直到今天，都是人类控制和预防传染病行之有效的办法。
“赐药”—古人控制和预防疫情的救治手段
, 百拇医药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自南北朝时代开始，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京城暴发“疾疠”，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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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
古人如何减少并预防瘟疫的流行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动的手段，还是防预。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前就预防，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那么，如何搞好防疫？中国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雄黄、艾叶，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和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http://www.100md.com(倪方六)
对于传染病的防治，吴又可提出了与《黄帝内经》中相似的观点，即要强健体质，增强自身免疫力，“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又可还提醒人们，要注意饮食，休息好，保持心情舒畅，否则“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上述是从个体提出的防范传染病的要求，如果从群体和全社会的角度，中国古人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减少外出活动，隔离患者，封锁疫区。
这种控制社会传染病的手段，中国在秦汉时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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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平帝纪》记载，针对当时的传染病，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舍空邸第”，就是空出房子，将患者集中安置，这样既可以保证患者不再成为二次传染源，也可以让患者得到帮助，便于进行集中治疗，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医学隔离”措施。
这是中国史书中，对传染病患者進行医学隔离的最早记载。其历史背景是，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怎么办？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然这是作为朝廷慈善手段开展的活动，但对防止疫情扩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舍空邸第”成为中国古代历朝政府控制传染病的手段，一直到今天，都是人类控制和预防传染病行之有效的办法。
“赐药”—古人控制和预防疫情的救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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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自南北朝时代开始，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京城暴发“疾疠”，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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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
古人如何减少并预防瘟疫的流行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动的手段，还是防预。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前就预防，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那么，如何搞好防疫？中国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雄黄、艾叶，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和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http://www.100md.com(倪方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