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应对瘟疫(1)

http://www.100md.com 2020年4月1日 《百科知识》 20207

    

    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触动了全国人民的神经。近年来，全球新发传染病与日俱增，人们谈疫色变。宋代瘟疫因发病急骤、传染性强、病情严峻，同样令人生畏。据统计，两宋之际的319年间，发生过波及面广、传染性较强的瘟疫就多达93次。在宋代文献史料中，不乏“水疫”“震疫”“旱疫”“火疫”“饥疫”的记载，往往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缘于瘟疫事关国计民生，宋代政府高度关注，往往会从地方治理、医疗诊治、灾民赈济等多方面加以防范，以遏制疫情的散播与蔓延。面对频繁的战事和频仍的疫情，两宋政府尽管竭力遏制，但大疫过后依旧不乏“食之辄死、村聚墟里、几为之空”的境况。那么，宋人是如何应对瘟疫的呢？

    如何防控与处置疫情

    两宋政府十分重视疫情的监控与防治，并形成了一整套疫情上报及处置举措。

    首先，对政府管理者而言，只有快速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病防治过程中占据有利态势，同时还要控制谣言、迷信等，以免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影响。据统计，从北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至南宋灭亡的祥兴二年(1279)，两宋政府共颁布应对疫病的诏令多达190条。两宋政府还将疫灾防控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绩指标。在宋代君王的督促下，两宋地方政府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疫情监测与报灾机制。通常情况下，州县官员大多会及时上报疫情，但也不乏拖沓、延宕之例，以致被君王所察覺、申斥。皇祐四年(1052)春，全国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上报的奏章却十分罕见。面对这类异常，宋仁宗颇为警觉，于正月丁亥发布诏令，诘问地方官吏：“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为此，他还亲自召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员，询问政令传达和执行情况，并规定凡有关州县疫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通进司、银台司、进奏院等衙门不得阻留，务必直达于上。冬十月丁亥，宋仁宗又下诏令，委命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等，条陈救恤之策。通过采取这些举措，宋仁宗得以规范各级衙门职责，进而保障政令畅通顺达。

    除了加强对疫情的监测和预警之外，宋人已充分意识到瘟疫与时令之间的关系，要求赴任官员应当“除赴以时，以避炎瘴”。景德四年(1007)四月癸酉，宋真宗“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巳已，宋真宗下诏黎州、雅州、维州、贸州等瘴气流行较为严重地区的官吏，按两年一换，加以调任。此后，每两年轮换一任地方官吏，成为两宋官员调任常例。

    如逢大疫，宋代君王往往还要下罪己诏，封神祭祀，以平息天怒。受儒家“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每当重大疫病发生时，君王都要发布“罪己诏”进行反省，内容包括减膳、易服、避殿、决囚、赦天下、祭祀、改元、去尊号等。北宋时期，多位君王“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淳化四年(993)，河南发生水灾，疫病肆虐，宋太宗赵光义“忧劳太切，勤俭过中，乃至进菲薄之膳羞，御补浣之服饰”，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并随即开展灾民赈济。明道二年(1033)，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干旱、蝗灾以及饥馑等，随后疫病流行，尤以陕西路关中地区较为突出。六月戊子，宋仁宗下诏去尊号中“睿圣文武”四字，并诏告宗庙，令中外直言阙政。尽管如此，旱灾和疫病仍未见消退，十二月丁巳，宋仁宗再次发布《灾伤改景祐元年御札》，试图以改元来遏制疫病的蔓延与流布。

    不仅如此，两宋政府还将疫病处置效果作为奖惩官吏的重要依据，规定凡参与疫病救治且卓有成效的官员，朝廷都将按例拔擢或奖励。庆历六年(1046)，河北路黄河段决口，饥饿和疫病肆虐，贾昌朝置病坊救治，全活者九十余万。北宋政府奖掖其行为，提拔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判都省。绍兴四年(1134)，福建路龙溪县(今福建龙溪)发生旱疫，龙溪主簿卓先多方救治，灾民生还者众多，遂被南宋政府擢升为建宁军节度推官。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辛亥，南宋将领张子盖率军驰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与金兵对抗，其间，军中发生大疫，有医者王克明在军中拯救兵士无数。经张子盖奏禀，南宋政府授予王克明医痊局翰林，“赐金紫”。

    应对疫情的卫生医疗举措有哪些

    宋代医疗卫生事业较前代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每逢疫病蔓延之时，两宋政府都会委令翰林医官院、太医局等派遣医官赶赴疫区巡诊、赐药，并向朝廷及时汇报疫情流行进展，从而提出应对策略。

    淳化三年(992)五月，汴京(今河南开封)一带发生暑热症，疫死者甚众。疫病发生后，北宋政府选派良医对病患进行诊疗，并及时发放汤药，还拨付五十万贯作为医药费，并派内侍中黄门一人监督医治。绍兴二十六年(1156)夏，临安(今浙江杭州)发生大疫，宋高宗赵构委令翰林医官院配制小柴胡汤，医活者甚众。

    面对肆虐的疫症，宋人采取的主治方剂有：

    一是犀角散，具有清热、凉血、定惊、解毒的功效。至和元年(1054)春，汴京疫。正月，医官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

    二是小柴胡汤，具有和解少阳的功效。绍兴二十六年(1156)夏，临安大疫，医官熬制柴胡汤剂，活者甚众。

    三是圣散子方，具有治疗伤寒、时行疫疠、风温、湿温等功效。北宋宣和七年(1125)，太学发生疫症，太学生以圣散子方入药，服后疫病尽除。

    四是黑豆汤方，具有祛风除热、调中下气、解毒利尿的功效。靖康二年(1127)三月，北宋太学疫气尤甚，被感染者多达二百余人，医官命染病者服下豆汤遂愈。于是，太学盛传，服之者无不愈疾。

    面对疫症，宋人还常用隔离之法，以防止交叉传染。熙宁九年(1076)春，两浙路吴越一带发生旱疫，“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越州知州赵抃广建病坊，专门收治疾患之人。元祐四年(1089)，杭州发生大疫，杭州知州苏轼亦建有病坊。这里所谓的病坊，就是专门收治疫病人员的医院。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下诏在各地建有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汤药、饮食也分别置办。这里所说的安济坊，指的就是与今日类似的传染病医院。此外，南宋临安还建有施药局，施药局是由南宋政府出资兴办的医疗救助机构，其救助对象主要是在灾害发生时遭受重疾、孤苦伶仃或贫困之人。(君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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