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亘千年的小康之梦(2)
荀子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理想社会中“从天子以至于庶人”的各个社会群体与阶层都做了一番群生像的白描。在荀子看来,民众职业应当分工明确,夫妇内外有别,社会稳定顺畅。荀子将道德教化视为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不论上层贵族或平民百姓,都应做到“修己”与“安居”。荀子的理想社会主张极具政治实用主义品格,按照他的观点,王道政治实现的关键在于“圣王”。因此,社会管理是否妥当,理想社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位“圣王”能够实施治世之道。正如荀子所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images/paper/1002-9567/202019/20201901-3-l.jpg)
▲ 孟子![](/images/paper/1002-9567/202019/20201901-4-l.jpg)
▲ 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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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儒家之外,其他各派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就是一个典型。老子崇尚无为而治,认为“无为”到“有为”的过程是历史的倒退。在老子看来,“小国寡民”的社会才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而真善美的崇高品质正在逐步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世间的恶与丑。此外,老子还倡导“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社会朴素观。
秦始皇统一六国,由此开创了大一统的封建时代。为了管理庞大的帝国,秦始皇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不少创举影响深远。为了加强皇权,统一社会思想,秦始皇下达了一道命令,除秦国的史书以及医药、占卜、耕作、法令等书籍外,其余百家言论均被付之一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此外,秦始皇还以乱政之名,坑杀不少儒生,谓之“坑儒”。“焚书坑儒”使中国传统文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治国理政方面,秦始皇全盘接收李斯所推崇的法家思想,以重典治国,加之无端增加民众的赋役与徭役,使得百姓怨恨不已。秦始皇死后不久,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席卷全国,短暂的秦王朝就此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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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以后,面对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国家,他强烈意识到必须要汲取秦亡教训,天下方可长治久安。文士陆贾遂向刘邦提出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统治方略,强调应大力倡导儒学,“行仁义,法先圣”,同时辅以黄老的“无为而治”。刘邦听闻后欣然应允,委命其总结秦亡教训,著书12篇,谓之《新语》。此后,无论是西汉君王还是东汉君王,大多奉行儒道治国的理念,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与“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
那么,两汉时期儒道治国思想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已经提出过各自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提倡“致太平”的思想,也就是说将“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西汉大儒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秦汉时期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构起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致太平”的思想由此兴盛开来。
董仲舒强调,应通过“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才能“致太平”。综观两汉史籍,“太平”“致太平”和“兴太平”等概念频繁出现,仅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太平”一词就出现了四次。如何才能“致太平”呢?在董仲舒看来,关键还在于突出贤者治国的重要性,认为能致贤者,国家方能“太平”。为此,董仲舒提出了“无为致太平”之论,认为君为心、臣为体,“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君王需要依赖臣子之功,如此君王才能成就“无为致太平”。可以说,“太平”理想是汉代历经战国与秦末之乱后,人民渴望摆脱乱世,以实现天下太平的真实愿望。总体而言,两汉儒学在充分吸收先秦与秦汉“太平”思想的前提下,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为“太平”思想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使得“太平”观念上升为“太平”社会理想。![](/images/paper/1002-9567/202019/20201901-5-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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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德州市董子园董子读书台
事实上,为了能够更好地“致太平”,汉代君王也在不断地努力与实践。西汉初年,文景两帝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亲政后,国家实力空前强大。于是汉武帝一改黄老无为治国的理念,施行“复古更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奠定了儒家一统天下的地位,不断强化君权。汉武帝还创设了五经博士,提出“举其俊茂,與之立功”,使饱学之士能够入朝为官。同时,他还创设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使得中下阶层能够参与国家政治。通过汉武帝的一系列改革,儒家思想成为朝廷的主导思想,“太平”理想也随之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圭臬。
东汉末年,朝纲紊乱,民生涂炭。不久,黄巾起义,群雄逐鹿,天下大乱。从东汉灭亡到隋灭陈统一天下,中国开始了长达369年的分裂状态,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囿于长期无休止的战乱以及祸福无常之感,人们开始崇尚清谈玄学,以避战祸。所谓玄学,是道家和儒家融合在一起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是道家学说的新形式。东汉大一统王朝分崩离析之后,统治思想界近400年的儒学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们对两汉经学的烦琐学风以及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深感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并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西方人的学术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玄论道,剖析妙理,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清谈”或“玄谈”。据记载,清谈之风始于魏国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等人首创。何晏和王弼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名仕,社会影响巨大,遂开一代风气之先。清谈的话题大都围绕《老子》《庄子》《周易》展开,而这三部经典玄妙深奥,清谈家称之为“三玄”。因为清谈的内容大多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等哲学思辨议题,因此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与国计民生毫无瓜葛,坊间便流传有“清谈误国”之说。以至于后世之人,大多将亡国祸根归咎于清谈之风。, http://www.100md.com(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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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儒家之外,其他各派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就是一个典型。老子崇尚无为而治,认为“无为”到“有为”的过程是历史的倒退。在老子看来,“小国寡民”的社会才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而真善美的崇高品质正在逐步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世间的恶与丑。此外,老子还倡导“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社会朴素观。
两汉时期的“致太平”梦
秦始皇统一六国,由此开创了大一统的封建时代。为了管理庞大的帝国,秦始皇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不少创举影响深远。为了加强皇权,统一社会思想,秦始皇下达了一道命令,除秦国的史书以及医药、占卜、耕作、法令等书籍外,其余百家言论均被付之一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此外,秦始皇还以乱政之名,坑杀不少儒生,谓之“坑儒”。“焚书坑儒”使中国传统文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治国理政方面,秦始皇全盘接收李斯所推崇的法家思想,以重典治国,加之无端增加民众的赋役与徭役,使得百姓怨恨不已。秦始皇死后不久,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席卷全国,短暂的秦王朝就此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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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以后,面对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国家,他强烈意识到必须要汲取秦亡教训,天下方可长治久安。文士陆贾遂向刘邦提出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统治方略,强调应大力倡导儒学,“行仁义,法先圣”,同时辅以黄老的“无为而治”。刘邦听闻后欣然应允,委命其总结秦亡教训,著书12篇,谓之《新语》。此后,无论是西汉君王还是东汉君王,大多奉行儒道治国的理念,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与“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
那么,两汉时期儒道治国思想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已经提出过各自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提倡“致太平”的思想,也就是说将“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西汉大儒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秦汉时期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构起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致太平”的思想由此兴盛开来。
董仲舒强调,应通过“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才能“致太平”。综观两汉史籍,“太平”“致太平”和“兴太平”等概念频繁出现,仅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太平”一词就出现了四次。如何才能“致太平”呢?在董仲舒看来,关键还在于突出贤者治国的重要性,认为能致贤者,国家方能“太平”。为此,董仲舒提出了“无为致太平”之论,认为君为心、臣为体,“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君王需要依赖臣子之功,如此君王才能成就“无为致太平”。可以说,“太平”理想是汉代历经战国与秦末之乱后,人民渴望摆脱乱世,以实现天下太平的真实愿望。总体而言,两汉儒学在充分吸收先秦与秦汉“太平”思想的前提下,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为“太平”思想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使得“太平”观念上升为“太平”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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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德州市董子园董子读书台
事实上,为了能够更好地“致太平”,汉代君王也在不断地努力与实践。西汉初年,文景两帝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亲政后,国家实力空前强大。于是汉武帝一改黄老无为治国的理念,施行“复古更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奠定了儒家一统天下的地位,不断强化君权。汉武帝还创设了五经博士,提出“举其俊茂,與之立功”,使饱学之士能够入朝为官。同时,他还创设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使得中下阶层能够参与国家政治。通过汉武帝的一系列改革,儒家思想成为朝廷的主导思想,“太平”理想也随之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圭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遁世佛缘
东汉末年,朝纲紊乱,民生涂炭。不久,黄巾起义,群雄逐鹿,天下大乱。从东汉灭亡到隋灭陈统一天下,中国开始了长达369年的分裂状态,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囿于长期无休止的战乱以及祸福无常之感,人们开始崇尚清谈玄学,以避战祸。所谓玄学,是道家和儒家融合在一起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是道家学说的新形式。东汉大一统王朝分崩离析之后,统治思想界近400年的儒学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们对两汉经学的烦琐学风以及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深感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并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西方人的学术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玄论道,剖析妙理,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清谈”或“玄谈”。据记载,清谈之风始于魏国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等人首创。何晏和王弼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名仕,社会影响巨大,遂开一代风气之先。清谈的话题大都围绕《老子》《庄子》《周易》展开,而这三部经典玄妙深奥,清谈家称之为“三玄”。因为清谈的内容大多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等哲学思辨议题,因此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与国计民生毫无瓜葛,坊间便流传有“清谈误国”之说。以至于后世之人,大多将亡国祸根归咎于清谈之风。, http://www.100md.com(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