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亘千年的小康之梦(1)
小康社会作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植根于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沃壤之中。作为中国人绵亘千年的理想，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小康社会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与诠释。综括而言，其核心理念不外乎政治清明、社会繁荣、文化昌盛、民生富足。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蒙受外辱与压迫，苦苦寻求救亡图存的真谛。在历经磨难与勇于尝试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永恒真理，并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英勇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与自由解放，并在新中国艰苦卓绝的建设与奋斗征程中，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沉寂于华夏民族千百年来的小康之梦，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现，并赋予其新的時代内涵。回溯历史，亘古至今擘画于国人心目中的小康蓝图究竟有着怎样一番盛景呢？
揆诸史乘，“小康”一词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其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可见，古代的人们已将“小康”视为安邦定国之本，并为人们勾画出安养生息、物阜康宁、国泰民安的景象。《礼记·礼运》篇则将“小康”意涵由富足安详的理想社会状态上升为一种社会理想，并衍生出“大同”与“小康”两种社会形态。在《礼记》看来，“小康”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必经阶段。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康”字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义。“康”由“广”部与“米”部组成，“广”即房屋，“米”即饭食，两者合二为一即为“康”。言下之意，“康”指的就是百姓有房住、有饭吃，人们安居乐业。
, 百拇医药
在众多关涉“小康”的诠释之中，儒家经典《礼记》的摹绘较为直观。虽说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和陶渊明式的桃花源理想也曾激荡人心，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那么，究竟何为“大同”，它与“小康”之间又有何关系呢？熟知上古经学的读者，想必对天下观有所了解。在先圣看来，胸怀天下、济世为民是儒家倡导人格修养的最高目标。在古人看来，“大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天下”为己家。在“天下”这个和睦的大家庭中，人们凭借公正之心选举能士主持政务，凡天下之人都如同至亲，真诚相待、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还讲究信誉与平等，大家竭力维护这个和睦的社会秩序，凡所居之人不仅要孝顺父母、怜爱子女，而且还要将仁爱与宽容施与他人之身。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之中，老人都能安享晚年，儿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壮年之人都能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社会上的鳏、寡、孤、独以及废疾者都能得到赡养与关爱，并摆脱生活的困苦。
“大同”社会给世人描绘出了一幅看上去很美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这一理想社会却始终停留在美好的想象之中，无缘在历史现实中得以真正实现。难怪《礼记》也不得不承认，“大同”之道正在隐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 百拇医药
相较于“大同”之世，似乎“小康”社会更为切实可行。南宋大儒朱熹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尽管“大同”社会如镜中花、水中月，但千百年来中国人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大同”理想忠贞不渝的追求。历代农民起义领袖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太平天国所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晚清康有为的“大同梦”等大多源出于此。可以说，“大同”社会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美好世界的最高梦想。正唯如此，只有全面、直观地了解何为“大同”，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何为“小康”。
▲ 孔子教学的雕刻绘画
也就是说，“大同”社会作为古人最高的政治理想，其核心在于“天下为公”，在于构建一个讲求仁爱、和睦相处、没有罪恶、和平安宁的美好社会。但先圣们也深知，“大同”社会只能是为建立美好社会所追求的崇高梦想，“小康”社会则是切实可行改造社会的践行目标。正如杜甫所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小康”已成为士大夫们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
, 百拇医药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学派都怀揣自己的政治抱负，并竭力向君王们游说。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竹简被焚之后出现过短暂的学术断层，但我们依稀可从残存的史籍中窥测诸子们有关理想社会的主张。
儒家创始人孔子毕其一生都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将尊奉“周礼”的社会视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数十个，但令人扼腕的是，政治上却屡屡碰壁。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在倡导“仁”“礼”学说的同时，还提倡“为政以德”的社会理想。在孔子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道传统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朝廷应当慎刑，社会应当无讼，君王应当行仁道。孔子本人就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在他任职期间，不仅立志要做一个好官，主张天下为公；而且还努力做一个好的人生导师，引导百姓学习礼仪，心存道德。
孟子作为“亚圣”，在孔子“仁”的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出较为完备的“仁政”学说。孟子提倡“保民而王”“与民偕乐”的理念，强调国君应施给人民以爱，时刻想着人民的忧乐。这不仅关乎道德问题，而且也是关乎国家安危与兴亡的大事。孟子还提出了“保民”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天子只有得到人民忠实的拥护，才能使江山得以永固。尽管孟子心存民本思想，但却始终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教导君王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将“恩德”推及于百姓，将自己的关爱之心推及于人民。此外，孟子还提出要实行仁政，就必须“薄其税敛”“取于民有制”，即不能横征暴敛，不能搞苛捐杂税，所谓“苛政猛于虎也”。, 百拇医药(暨江)
“小康”一词的溯源与意涵
揆诸史乘，“小康”一词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其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可见，古代的人们已将“小康”视为安邦定国之本，并为人们勾画出安养生息、物阜康宁、国泰民安的景象。《礼记·礼运》篇则将“小康”意涵由富足安详的理想社会状态上升为一种社会理想，并衍生出“大同”与“小康”两种社会形态。在《礼记》看来，“小康”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必经阶段。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对“康”字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义。“康”由“广”部与“米”部组成，“广”即房屋，“米”即饭食，两者合二为一即为“康”。言下之意，“康”指的就是百姓有房住、有饭吃，人们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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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关涉“小康”的诠释之中，儒家经典《礼记》的摹绘较为直观。虽说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和陶渊明式的桃花源理想也曾激荡人心，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那么，究竟何为“大同”，它与“小康”之间又有何关系呢？熟知上古经学的读者，想必对天下观有所了解。在先圣看来，胸怀天下、济世为民是儒家倡导人格修养的最高目标。在古人看来，“大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天下”为己家。在“天下”这个和睦的大家庭中，人们凭借公正之心选举能士主持政务，凡天下之人都如同至亲，真诚相待、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还讲究信誉与平等，大家竭力维护这个和睦的社会秩序，凡所居之人不仅要孝顺父母、怜爱子女，而且还要将仁爱与宽容施与他人之身。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之中，老人都能安享晚年，儿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壮年之人都能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社会上的鳏、寡、孤、独以及废疾者都能得到赡养与关爱，并摆脱生活的困苦。
“大同”社会给世人描绘出了一幅看上去很美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这一理想社会却始终停留在美好的想象之中，无缘在历史现实中得以真正实现。难怪《礼记》也不得不承认，“大同”之道正在隐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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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大同”之世，似乎“小康”社会更为切实可行。南宋大儒朱熹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尽管“大同”社会如镜中花、水中月，但千百年来中国人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大同”理想忠贞不渝的追求。历代农民起义领袖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太平天国所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晚清康有为的“大同梦”等大多源出于此。可以说，“大同”社会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美好世界的最高梦想。正唯如此，只有全面、直观地了解何为“大同”，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何为“小康”。
▲ 孔子教学的雕刻绘画
也就是说，“大同”社会作为古人最高的政治理想，其核心在于“天下为公”，在于构建一个讲求仁爱、和睦相处、没有罪恶、和平安宁的美好社会。但先圣们也深知，“大同”社会只能是为建立美好社会所追求的崇高梦想，“小康”社会则是切实可行改造社会的践行目标。正如杜甫所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小康”已成为士大夫们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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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仁政礼德”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学派都怀揣自己的政治抱负，并竭力向君王们游说。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竹简被焚之后出现过短暂的学术断层，但我们依稀可从残存的史籍中窥测诸子们有关理想社会的主张。
儒家创始人孔子毕其一生都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将尊奉“周礼”的社会视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数十个，但令人扼腕的是，政治上却屡屡碰壁。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在倡导“仁”“礼”学说的同时，还提倡“为政以德”的社会理想。在孔子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道传统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朝廷应当慎刑，社会应当无讼，君王应当行仁道。孔子本人就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在他任职期间，不仅立志要做一个好官，主张天下为公；而且还努力做一个好的人生导师，引导百姓学习礼仪，心存道德。
孟子作为“亚圣”，在孔子“仁”的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出较为完备的“仁政”学说。孟子提倡“保民而王”“与民偕乐”的理念，强调国君应施给人民以爱，时刻想着人民的忧乐。这不仅关乎道德问题，而且也是关乎国家安危与兴亡的大事。孟子还提出了“保民”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天子只有得到人民忠实的拥护，才能使江山得以永固。尽管孟子心存民本思想，但却始终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教导君王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将“恩德”推及于百姓，将自己的关爱之心推及于人民。此外，孟子还提出要实行仁政，就必须“薄其税敛”“取于民有制”，即不能横征暴敛，不能搞苛捐杂税，所谓“苛政猛于虎也”。, 百拇医药(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