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奈良正仓院到欧美博物馆(1)
在现代生活中，桌子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或用它看书、读报、绘画、写作，或用它款待亲友游戏娱乐，或用它盛放物品美化环境，或用它进行会议谈判、商务社交，等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桌子”的解释是“家具，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在上面放东西或做事情”。在英语中，table(桌子)一词来自古法语及拉丁语tabula，原意是“石板或木板”。桌子可高可矮，一般高度为72～76厘米，以方便人们坐下休息、工作或娱乐。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桌子大多是和椅子搭配在一起，椅子的高度和样式影响着桌子的形制。由于“席地而坐”在中国古代保持着较长时间，所以桌子在中国出现的相对较晚，也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在汉语中，“桌”字在宋代才出现，最早指代桌子的汉字是“几”和“案”，两者意思相近，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案，几属”，南朝梁顾野王在《玉篇·幾部》中说“几，案也”。
时至今日，世界上第一张桌子出现于何时已经难以考证，不过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墓室壁画中已经有了相对简陋的桌子。随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都有了木桌的图画和文字记录。随着“胡床(椅子)”沿着丝绸之路的传入，西方形制的桌子很可能也来到中原，加速了中国桌子的增高和成熟。西周后期，低矮的木几现身中国人的室内，成为人们久坐时倚靠的对象。秦汉时期，木板连排样式“栅足”的小桌出现，并在这一时期的画卷或墓室壁画上留下身影。隋唐时期，“栅足案”与遣唐使一道旅行到日本。明代，中国桌子制作进入鼎盛时期，大量简约大气的精品木桌漂洋过海，成为欧洲皇室贵族家中的座上宾。这些木桌最终流入欧美各大博物馆，成为闪亮的中国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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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范围看，桌子与椅子诞生时间相差不大，但从使用频率来看，早期人们对于椅子的需求高于桌子。世界家具史专家英国人菲莉斯·贝内特·奥茨在《西方家具演变史—风格与样式》中写道，“在古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年—前2181年)，也许会有一张三脚凳子或一张粗陋的桌子”，“凳子和椅子在高度上有着相当多的变化……一张坐几人的饭桌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在埃及第五王朝时期的墓室壁画中，就有不少制作木质家具的内容，在其中一幅壁画中，两名木匠相对而立正在制作一件家具，双手向下按着的似乎就是一张桌子。
相比于埃及人，“希腊人比埃及人更会使用桌子，但希腊人的餐桌不大。当它不用的时候，常被收藏在长沙发椅的下面。希腊人创作的一张有吸引力的小圆桌，有三只带蹄的鹿腿造型”。伴随着战争、贸易、宗教以及多种形式断断续续的交流，古埃及、古希腊人的桌子形态逐渐影响周边地区。4—6世纪，雄踞东西方之间的拜占庭文明出现了改良后的四腿高脚木桌，其样式与今天我们熟悉的桌子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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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胡床(椅子)”自西方传入中国的清晰印记，桌子是否沿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国，还缺乏考古和实物的证据。不过，在敦煌第85窟(晚唐时期)的一幅壁画—《庖厨图》中，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我们今天的高桌。壁画中一位厨师正在厨房切肉，厨房陈设有一个木架和两张四脚木桌。南京林业大学邵晓峰博士在《敦煌壁画在中国古代家具嬗变研究中的独特价值探微》一文中认为这两张木桌“形制比例十分接近于今天方桌。桌面比例恰当，应为厚木板拼接而成，四条桌腿已经不再像前期家具那样笨重，而是粗细适中，有侧脚和收分，腿间并有横枨连接，反映了家具制作上的一个很大进步”。
▲ 《庖厨图》
从时间上看，在隋唐以前，由于椅子和坐具尚未全面普及，中国人仍以席地而坐为主。对于坐姿，浙江大学黄金贵教授认为其“姿势如跪，臀部落于脚跟，谓之‘坐’，伸腰及股，挺直膝盖以上之身，谓之‘跪’，长跪肃恭之姿，谓之‘跽’”。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坐”姿，时间长了人都会疲惫，所以为了减缓疲劳，中国先民发明了“几”这种小桌子。《说文解字》中说：“几，象形，象其高而上平可倚，下有足。”换言之，为了减轻久坐的疲劳，人们在席位后设置了这种依凭之具，正所谓“古人坐而凭几，蹲则未有倚几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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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席地而坐的人们高度有限，所以“几”一般较矮，以便放置在人身后左侧或身前。根据东汉阮谌在《三礼图》中的记述，当时的“几”约“长五尺，高三尺，广二尺”。汉代一尺约等于今天的23厘米，高三尺的“几”应该有69厘米高。不过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这一阶段的“几”很少有超过50厘米高的。如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木雕花几”高为48厘米，1958年湖南常德德山镇楚墓出土的“黑漆木几”高为34厘米。由于“几”的高度和宽度都有限，所以南北朝之前的著名宴席，如秦赵两国的“渑池之会”、项羽的“鸿门宴”、周瑜的“群英会”等都是以分餐而不是以合餐方式进行的。
除了满足跪坐时倚凭的需要之外，人们站立摆放东西也需要一个被支撑起来的平台，于是“案”便出现了。一般来说，“案”比“几”高，多置于人们胸前，便于人们伏于其上翻看书籍、批阅文件或其他劳作。如《南齐·朱元旭传》说“元旭颇涉子史，开解几案”，唐代韦应物在《燕居即事》也说“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阁”。至于“案”比“几”高多少，不同史籍的记载会有所不同，《三国志·周瑜传》有“(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的记录。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当七尺六寸(1.74米)的孙权拔剑砍向眼前的“案”时，“案”的高度如果过低，其震撼效果一定大打折扣。
就字型而言，“桌”到宋代还是用“卓”的通假字来表示。北宋黄朝英在《靖康缃素杂记》的“倚卓”条中说：“今人用倚卓字，多从木旁，殊无义理……从木从卓乃棹字，直教切，所谓棹船为郎是也。倚卓之字虽不经见，以鄙意测之，盖人所倚者为倚，卓之在前者为卓，此言近之矣。”由于“卓”有“高而直立”之意，所以当“卓”表示桌子时，这种家具的高度已经明显高了起来。在南宋刘松年的画作《围炉博古图》中，一张较大木桌横陈在画面中心，桌上铺着锦绣织锦，还摆放着很多古玩，桌腿之间还有横木连接，显得稳重大气。, http://www.100md.com(刘小方)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桌子大多是和椅子搭配在一起，椅子的高度和样式影响着桌子的形制。由于“席地而坐”在中国古代保持着较长时间，所以桌子在中国出现的相对较晚，也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在汉语中，“桌”字在宋代才出现，最早指代桌子的汉字是“几”和“案”，两者意思相近，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案，几属”，南朝梁顾野王在《玉篇·幾部》中说“几，案也”。
时至今日，世界上第一张桌子出现于何时已经难以考证，不过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墓室壁画中已经有了相对简陋的桌子。随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都有了木桌的图画和文字记录。随着“胡床(椅子)”沿着丝绸之路的传入，西方形制的桌子很可能也来到中原，加速了中国桌子的增高和成熟。西周后期，低矮的木几现身中国人的室内，成为人们久坐时倚靠的对象。秦汉时期，木板连排样式“栅足”的小桌出现，并在这一时期的画卷或墓室壁画上留下身影。隋唐时期，“栅足案”与遣唐使一道旅行到日本。明代，中国桌子制作进入鼎盛时期，大量简约大气的精品木桌漂洋过海，成为欧洲皇室贵族家中的座上宾。这些木桌最终流入欧美各大博物馆，成为闪亮的中国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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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案卓，中国木桌的源流之旅
从全世界范围看，桌子与椅子诞生时间相差不大，但从使用频率来看，早期人们对于椅子的需求高于桌子。世界家具史专家英国人菲莉斯·贝内特·奥茨在《西方家具演变史—风格与样式》中写道，“在古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年—前2181年)，也许会有一张三脚凳子或一张粗陋的桌子”，“凳子和椅子在高度上有着相当多的变化……一张坐几人的饭桌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在埃及第五王朝时期的墓室壁画中，就有不少制作木质家具的内容，在其中一幅壁画中，两名木匠相对而立正在制作一件家具，双手向下按着的似乎就是一张桌子。
相比于埃及人，“希腊人比埃及人更会使用桌子，但希腊人的餐桌不大。当它不用的时候，常被收藏在长沙发椅的下面。希腊人创作的一张有吸引力的小圆桌，有三只带蹄的鹿腿造型”。伴随着战争、贸易、宗教以及多种形式断断续续的交流，古埃及、古希腊人的桌子形态逐渐影响周边地区。4—6世纪，雄踞东西方之间的拜占庭文明出现了改良后的四腿高脚木桌，其样式与今天我们熟悉的桌子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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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胡床(椅子)”自西方传入中国的清晰印记，桌子是否沿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国，还缺乏考古和实物的证据。不过，在敦煌第85窟(晚唐时期)的一幅壁画—《庖厨图》中，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我们今天的高桌。壁画中一位厨师正在厨房切肉，厨房陈设有一个木架和两张四脚木桌。南京林业大学邵晓峰博士在《敦煌壁画在中国古代家具嬗变研究中的独特价值探微》一文中认为这两张木桌“形制比例十分接近于今天方桌。桌面比例恰当，应为厚木板拼接而成，四条桌腿已经不再像前期家具那样笨重，而是粗细适中，有侧脚和收分，腿间并有横枨连接，反映了家具制作上的一个很大进步”。
▲ 《庖厨图》
从时间上看，在隋唐以前，由于椅子和坐具尚未全面普及，中国人仍以席地而坐为主。对于坐姿，浙江大学黄金贵教授认为其“姿势如跪，臀部落于脚跟，谓之‘坐’，伸腰及股，挺直膝盖以上之身，谓之‘跪’，长跪肃恭之姿，谓之‘跽’”。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坐”姿，时间长了人都会疲惫，所以为了减缓疲劳，中国先民发明了“几”这种小桌子。《说文解字》中说：“几，象形，象其高而上平可倚，下有足。”换言之，为了减轻久坐的疲劳，人们在席位后设置了这种依凭之具，正所谓“古人坐而凭几，蹲则未有倚几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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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席地而坐的人们高度有限，所以“几”一般较矮，以便放置在人身后左侧或身前。根据东汉阮谌在《三礼图》中的记述，当时的“几”约“长五尺，高三尺，广二尺”。汉代一尺约等于今天的23厘米，高三尺的“几”应该有69厘米高。不过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这一阶段的“几”很少有超过50厘米高的。如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木雕花几”高为48厘米，1958年湖南常德德山镇楚墓出土的“黑漆木几”高为34厘米。由于“几”的高度和宽度都有限，所以南北朝之前的著名宴席，如秦赵两国的“渑池之会”、项羽的“鸿门宴”、周瑜的“群英会”等都是以分餐而不是以合餐方式进行的。
除了满足跪坐时倚凭的需要之外，人们站立摆放东西也需要一个被支撑起来的平台，于是“案”便出现了。一般来说，“案”比“几”高，多置于人们胸前，便于人们伏于其上翻看书籍、批阅文件或其他劳作。如《南齐·朱元旭传》说“元旭颇涉子史，开解几案”，唐代韦应物在《燕居即事》也说“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阁”。至于“案”比“几”高多少，不同史籍的记载会有所不同，《三国志·周瑜传》有“(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的记录。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当七尺六寸(1.74米)的孙权拔剑砍向眼前的“案”时，“案”的高度如果过低，其震撼效果一定大打折扣。
就字型而言，“桌”到宋代还是用“卓”的通假字来表示。北宋黄朝英在《靖康缃素杂记》的“倚卓”条中说：“今人用倚卓字，多从木旁，殊无义理……从木从卓乃棹字，直教切，所谓棹船为郎是也。倚卓之字虽不经见，以鄙意测之，盖人所倚者为倚，卓之在前者为卓，此言近之矣。”由于“卓”有“高而直立”之意，所以当“卓”表示桌子时，这种家具的高度已经明显高了起来。在南宋刘松年的画作《围炉博古图》中，一张较大木桌横陈在画面中心，桌上铺着锦绣织锦，还摆放着很多古玩，桌腿之间还有横木连接，显得稳重大气。, http://www.100md.com(刘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