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原是中央大学中文系学生，因为要寻求革命的真理，1938年夏天，我毅然离开重庆到了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后又进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央研究院学习。

    1941年结婚后，第二年生了个早产儿，不得不离开了学校。从此，我就成了有男有女的年轻母亲。当时，自己没有奶，孩子全靠米汤喂养。我成天与那米儿、罐儿、针儿、线儿打交道，手里抱着骨瘦如柴，多病多痛的孩子，心情十分苦闷。曾向彭真、秦邦宪等老前辈哭过鼻子。

    党组织教育我:“带好孩子就是你目前的工作!”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延安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凡孩子喝的、吃的、穿的、戴的、玩的，都得凭我两只手制出来。肩上还有生产任务，每天纺四两羊毛线。

    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忘记读书。时间呢?只能见缝插针，等孩子们次第入睡后，在小麻油灯下，浸无计划地阅读当时借到手的文、史方面心爱的书籍。

    恩格斯在1851年6月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这完全正确，蜻蜓点水般的自学，怎能有所成就?

    进城后，孩子们先后入学了。党分配我在北京市教育局做中等学校视导员工作。当时，旧学校刚刚接收过来，教师队伍没有清理，学校秩序不好，中等教育方面除旧建新的任务相当重，我肩上压着西城区西单到西四那一片九所完全中学的视导任务，自己深深感到缺乏专业知识，不能为局领导提出更多有关整顿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