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正是严寒的冬天，朔风吹得枯枝瑟瑟发抖。一队“初中毕业生”挺着胸脯跨进了首钢的大门。个子不高的王贺钧和同伴一样，背着一个绿色挎包，好奇地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挎包里只有个铝饭盒、一把勺子，走起路来叮当作响。他们的头脑，实际也象这空空如也的挎包……

    说起来可笑。这算什么初中毕业生呵，三年过去了，王贺钧走出校门时，提起“一元一次方程”还以为是什么重要工程呢。

    王贺钧带着这样可笑、可悲、可怜、可怕的“白纸”走进了首钢的大门，坐在当时的总计控室制氧站仪表室当上了仪表工。

    仪表室的仪表有许多是进口设备，一本本英文字码的说明书如同天书。连方块字都认不好的人只能管这种书叫“豆芽菜”——这也是象形文字的发展吧。装满豆芽菜的书扔在角落里无人问津。

    一次，仪表出了故障。小师傅看着老师傅，老师傅干瞪眼，只好请来技术员。技术员把有豆芽菜的书打开，看了一会儿，便把故障排除了。王贺钧胆怯地问:“这是什么书?”技术员告诉他:“这是设备维护说明书。”

    书，能解决这么大问题。王贺钧第一次认识到了书的价值。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他不知道这是哪位先人说的，他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要读书!”他象新时代的高玉宝那样呼喊。

    幸好，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初级班讲座。王贺钧买了一本英语小册子，开始了“ABC……”的学习。下班回到家里，听完英语广播后，他便抱着说明书查字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