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龚澎是1933年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不过，究竟是怎样相识的，却记不清了。当时，我在医学系学习，她在另一个系。我们也不住在同一座宿舍楼。她又是一个忙人，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而我那时并来意识到学生运动对抗日战争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1935年我离开燕京大学，到比利时继续学医。1938年我返回中国，从这以后直到1942年我都是在四川度过的。就在那里，我与龚澎重新相逢，当时，她和她的丈夫乔冠华跟周恩来一起，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工作。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对新四军的突然袭击(皖南事变)，公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一切有头脑的人士都十分愤慨，连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以及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也一致谴责这次事件。我还记得我自己是多么感到震惊。不久，我在街上看见了龚澎，她正从一个斜坡走下来，步态从容一如往常。我飞奔过去，向她诉说我的沉重心情，一边说，一边啜泣。我记得她沉思地凝视着我，然后安慰我平静下来。“不要太发愁，干坏事的不会有好结果。”她说。我从她的平静中获得力量。

    1949年，我决定去香港，我想这至少距离中国很近。第二年一月份启程赴港，在那里一家医院中找到工作。有一天，在大街上，我又碰见龚澎。说真格的，命运仿佛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刻，把我安置到她所在的那个地方。

    可是时代发生变化了，我不敢回到中国去。我惧怕共产主义，我感到自己也许不会被接纳，不会被人理解。龚澎似乎懂得我的犹豫心理。从此，我留在香港，一面行医，一面从事写作，成为一名医生兼作家。但我的内心，是渴望重访中国的。

    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庄严宣布:欢迎不明真相的人到中国来参观访问。那时我已经舍弃了我原有的国民党官员眷属的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