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走，傅聪在1980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了他当年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我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傅聪的出走——傅雷错划“右派”而引起的不幸的“连锁反应”，使傅雷遭受了双倍的横祸。

    傅雷是一个充满父爱的人，傅聪是他的爱子。傅雷在傅聪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傅雷家书》便是明证。如同楼适夷所说，那是“一部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傅雷培养傅聪成为钢琴家，可以说，便是基于他的艺术人才观。他曾再三说过，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

    为了傅聪学钢琴，傅雷请好友雷坦教授为启蒙教师。雷坦是一位奇才，在大同大学理学院毕业后，居然又入国立音专学音乐，与贺绿汀、丁善德同学，念了三年。后来留美，主攻数学，旁听音乐课程。回国后，他在上海复旦、大同、沪江三所大学同时兼任数学教授，却忙里偷闲，为傅聪教授钢琴，一连教了三年。

    为了傅聪学钢琴，傅雷夫人卖掉了陪嫁的首饰，买了一架钢琴。傅雷亲自为傅聪抄录了厚厚的五线乐谱。“九岁半，傅聪跟了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梅·百器的学费是昂贵的，是按小时计算的，傅雷毫不顾惜。

    为了傅聪学钢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