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清一:问名字的是我，不是“赫赫有名”的李燕杰。因为第二天我要应邀到深圳演讲，我认为这位青年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就问他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允许我明天讲他的观点。这就象两人谈话互相询问姓名一样，很正常的，怎么会是质问呢?

    郭海燕:那份材料是有，我写的，有什么责任完全由我来负。当时我为李燕杰等几位老师不平，特别气愤。正好深圳市团委书记请我帮忙写一个会议纪要，我就起草了这份《“蛇口座谈会”始末》，并点了那位递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但根本谈不上扩散，只是上报主管业务部门，这是正常的工作汇报，没有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当然，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魏海田:在那种气氛里用那样威胁的口吻问人家“敢不敢把姓名告诉我”，能说是正常的吗?作为目击者，我们感觉至少是不能平等待人，平等对话，而是居高临下，以教师爷的身份对不听话的学生的呵斥。更为令人费解之处，是他们在会上表示“我们很满意你们的诚恳、直率，通过你们的信息反馈，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进行研究。至少以后不会刚到一地不深入研究就随便发表意见。”看上去很理解青年，而13日开的座谈会，15日就以“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出那份完全否定蛇口青年的所谓“材料”。以后又在各地的演讲中屡次把蛇口青年作为反面教材拿出来批，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气愤呢?

    张梦飞(《蛇口通讯报》总编辑):老实说，当初没有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报社年轻记者魏海田、王克朴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