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与“三通”，只有一个音调之差，却比“三通”更贴近了好几步——“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文革前中国大陆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口号。很巧，我到美国后第一个遇到到“三同”对象，便是一个台湾出来的“工农兵”——农家出身，进过工厂，大学毕业后服了两年兵役:姓王，因台湾报纸称“先总统蒋公”，他们在家中便互相戏称“×公”。另一位“蔡公”也是台湾人，是否“工农”不详，“兵”却是确实无疑的——所有台湾成年健康男子都须服兵役。那一天，当我从国际学生中心获得了一批介绍住房的电话号码后，一个电话挂到“王公”这边，他一听说我是从大陆来的，愣了愣，没出声，随后谈过房租价钱，我就搬过去住下了。

    “三同”的头一周，实在就可以写出一本“民族隔膜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论著来。同文同种、异国相逢，一下子便感到那种亲切融洽的情感，马上(或随时)便会被一种微妙的观察、揣测、猜忌所侵入；随后是好奇的打听，深浅的试探，互相之间有道不尽的疑惑话题:再然后是争论，因疑问而生的不同答案马上迸出“斗争”火花，刹那间，怒目相对，脸红脖粗，然而立即又变得彼此客客气气起来，用厕所谦让有加，开电视礼貌备至:只是一顿麻婆豆腐、红烧猪蹄膀下来，马上又“王公”、“蔡公”、“苏公”地亲昵起来了。于是上面那个“程序”，又会打乱了重来一遍。记下当初彼此的话题，可说是琐碎不堪而又有趣可笑的。比如，看见我身上穿的应该说质量不错的衣服(“出国留学”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