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我也许写不出《青春之歌》来。我庆幸这段“良缘”——虽然甜瓜结在苦瓜上。

    一想起北京沙滩的北大红楼，便有一缕悠悠的思绪，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在胸中腾起。

    我不是北大的入门子弟，只是个北大学生的家属，够不上校友的资格。然而，我对北大人的感情，深沉热烈，毕生难忘。

    1932年到1935年，我经常住在沙滩周围的小公寓里——银闸胡同，中老胡同，西老胡同，松公府夹道后的腊库胡同，都留下我多少年轻的足迹!那时，我还经常出入学生宿舍的西斋、东斋、北大三院。有了机会还要到红楼里的课堂上听点有兴趣的课，也到图书馆里偷偷地读点喜读的书籍和刊物。回到公寓里，和邻居的北大学生聊天，也和几个男学生的爱人交了朋友。房东呢，不叫我的名字，而呼我为“×太太”，我也安之若素。总之，我周围的一切都被北大的气氛包围着。甚至，没了饭吃，沙滩街头的洋车夫，苦力们吃饭的小饭摊，也成了我的好去处。

    我的那位老夫子，是北大国文系的学生。经常穿着长袍子，戴上呢礼帽，很有夫子派头。北大自蔡元培先生培养了比较自由的学术气氛，学生选课自由；爱听哪个教授或不爱听哪个教授的课也自由。至于学生穿长袍甚至马褂更没有人过问了。所以，我这个非北大学生，一有时间、兴趣，也可堂皇地坐在某个教室里听上两堂课。我只读过初中，文化水平低，但却喜欢读书。老夫子常帮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来阅读，他听了顾颉刚、孙楷第及其他一些名教授的讲课，兴趣上来了，也向我复述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