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30日，北京解放半年时，工厂由10个修械所组建成了当时的北京机器厂。一天，师傅许冠海带领我们四、五个徒工化铜——把从战场上捡回来的炮弹皮、子弹壳儿，装入小坐炉里熔化，合成铜条子(铸铜锭)。那时，象铜这一类的有色金属材料奇缺，就用这种办法解决制造机床零件用料的急需。合铜条子是露天作业，干这活儿又脏又累，还不安全。只要鼓风机一开，小坐炉的大喇叭口就升腾起直径两米多粗的一条黄烟柱。这黄烟柱跟烧烟煤冒黑烟不一样:黑烟比重轻，升腾到高空就消散了；这铜烟比重重，含有锌、锡、铝等金属元素，它老升不到高空中去，压在院里。过一会儿，这黄烟柱就变作鹅毛大雪片子，纷纷扬扬，又落下来。开炉不大一会儿，我们的头发、眉毛、鼻孔毛……就都变白的了；呼吸这里的一口空气，嗓子眼儿就冒出一股甜丝丝的津液。溶化三四个小时的铜条子，浑身一阵发烧，一阵冒冷，象发疟疾，难受死啦!这么着，只要一开小坐炉，就根本没有外人到这里来了。连工友也不来，更别提厂里的干部了。可是，这天刚开炉不久，在黄澄澄的烟雾和纷纷扬扬的“雪雾”中，走过来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干部。许师傅嘴上和鼻孔上扎着一条毛巾，不能对那人喊话，他右手攥着钢钎，左手扬起叫那人快走开，那人梗着脖子，脖筋绷得挺直，一副认真和叫劲的神气，他不但没有走出“黄烟区”，反而冲我们走过来，站在我们眼前了:他高身材，白净脸庞，满脸书生气，穿一身浅灰色粗布旧军服，腰扎一条半新不旧的宽板皮带，头戴八角帽。可是别张嘴，一张嘴满口老陕腔儿，说话时把“我”说成带鼻音的“俄”。他脸上的书生气，与那身土里土气的军服带出的农村青年朴实劲儿与略略的一丝“傻气”显得在他身上有点儿不谐调。他凑近小坐炉探头往里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