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启功曾写下这样一幅对联:“狡兔虽多，谁曾见明窗净几钻它三窟；闲谈渐少，或真能平心静气献我余生。”对于中共能改正错误，拨乱反正，他是从心底赞成的，他想的是要忘记过去，贡献余生。这与很多曾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他可能更加坦率一些，他可以将“草屋八九间”时用的“草屋”一方闲章磨去，永不再用，也可以将自己的委屈一并忘却，但他无法忘记自己受委屈时仍然爱自己的人。

    启功先生曾这样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老师，一个是我老伴。但他们两个人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日，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但使我心里越发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我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这一切，我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太过分了。我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无母已兄弟姐妹无儿无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