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感情发展如此迅速，一个重要契机是在九龙半岛酒家举行的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我为她尽了最大努力，既当舞台监督，又兼服装管理。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地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宋庆龄主动当我们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处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和爱莲结为夫妇。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许多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爱莲和广西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配合，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表演会。我照例在后台为她管服装。那时除了我，谁也摸不清爱莲演哪个节目该穿什么服装和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她换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是戴爱莲的“跟包”，所谓“跟包”，乃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不但在后台管事打杂，还得为主角做饭，当翻译，必要时还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后来爱莲主演“边疆乐舞大会”，我就是节目组织者、海报设计者兼公共关系联络者。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访问。

    爱莲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达，母亲去世的次年，她就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我们在美国时，她31岁，离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决定回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家里人见见她从祖国带回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