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4年，我在杭州读中学，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可以写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监发现，彩色的洋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丢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了厦门，急忙汇了100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

    进了家门，母亲破口大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100块大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