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只有一块钱
我有三个名字:黄玉华、黄炎、黄马克。1963年1月,我出生在福建莆田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干部家庭,父亲给我取了个极普通的名字——玉华,我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至少有5万人叫这个名字。
我从小是个好孩子,学习尤其好。我上中学时社会上正推崇陈景润,同学们都叫我“阿润”。我那时有个理想,想当个科学家。我曾梦想,等老了,我也是白发苍苍,满腹经纶,受人尊敬,青年人见了我叫我“黄老”,不像现在人们叫我“黄总”“黄老板”“黄先生”。如今这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1980年,我随父亲去了香港,那年我只有17岁。离开大陆前,我的中学老师给我重新取了个名字——黄炎。我知道老师的用意,我会永远铭记自己是个炎黄子孙。
香港是一个与大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的一切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大陆的农村孩子来说,是那样的新奇,是那样的不可琢磨。可我没能顾上窥视一下高楼大厦中的秘密,未能欣赏一下花花绿绿的匆匆人流,便背负上了生活的重轭。当父亲与资助我们来香港的叔叔闹翻后,我们面临着生存问题。为了能活下去,我和父亲都外出打工,有时甚至一天要打两班工。香港就是这么个地方,要想活下去,必须拼命工作,这里决不会有天上掉下馅饼的事。
我每天拼命地工作。每月,我把自己的收入如数交给父亲,父亲再从中抽出20块港币给我做零花钱。人们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人们只知道挣钱,这种说法不公道。当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是很难“文化”起来的。
可我想“文化”一下。也许是在大陆打下的基础,到了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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