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数以万计朝气蓬勃的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荒漠戈壁、高原雪岭，投身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洪流之中。

    决策

    “目前，新疆最不安定的因素是什么”?“军心不稳”。“为什么”?“主要是部队官兵普遍想家”。这是公元1949年10月3日，甘肃酒泉，我西进大军总指挥部里，刚刚宣布通电起义不久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同我一野一兵团王震司令员的一席对话。作为国民党戍守新疆的最高决策者，陶峙岳的回答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10万大军，平均年龄在38岁，98%以上的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的官兵尚未成家，这就是当时新疆国民党军队的状况。而此时作为即将进疆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王震司令员，面对的不仅仅是通电起义、接受改编的10万大军。为了尽快恢复新疆的稳定，确保这块占我国大陆面积1/6强的广袤边疆地域的和平与安宁，人民解放军的10万大军也将迅速西进新疆。西进大军中，官兵大龄化的矛盾也是很突出的，团以下官兵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棍汉”。当时的另一个历史现实是:进疆部队已接到毛主席“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的指示及第一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司令员关于“进疆部队要在新疆建国立家”的命令；加上当时人口不足500万的新疆竟有100万人过着游牧生活，其余400万也都是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方法粗放的农业人口。依靠新疆民力负担2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事实上不可能，从遥远的内地万里接济也非良策。王震，这位在我军最艰苦的岁月，带领三五九旅扬名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将军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负担，使20万大军在最短的时间内安下心来，投入到屯垦戍边的神圣事业中去?“要给官兵创造一个独立生存的外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