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Z’Universite de Criteil。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Converza-tion，即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