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南方一所偏僻的大学教书数年，在那里我结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阎君即是其中的一位。这老兄学的和教的，据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反正很偏，不值钱。当很多人离开日渐被社会健忘的校园，离开拥挤闭塞灯光昏黄常年见不到阳光的书斋，到另外一个灯红酒绿充满性感的校外世界里去，当“有特色”的中国再一次呈现其“特色”上上下下齐呼“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的时候，这老兄竟然真的去报考了一所大学的“博士”，下定决心向“教授”那条路进军了。当时他已是32岁年纪，有一妻一女，分有一室一厅住房，马上就要晋升讲师。他送礼托人历经坎坷才从那所大学的校长那里“求”得报名权。

    当时我也正苦闷着自己的何去何从。当我站在大学的讲台给大学生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我的工钱是每月54元人民币，后来拿了硕士学位再登讲台，转而讲尼采和克尔凯郭尔、讲海德格尔和加缪时，我的工钱加到了每月97元，仅够维持在学生食堂吃中档菜的生活。在那时节，同事的排挤、所谓领导的威压、找不到对象的烦闷，又是齐齐缠绕着我，使我几乎走到了弗洛伊德所描绘的“歇斯底里症”的边缘。清贫我可以忍受，若在这“清贫”之上再加上“勾心斗角”四字，我是无论如何忍受不下去的。

    这一年的冬天，不记得是1988年还是1989年，我正在那间仅仅12平方米我又只有二分之一居住权的“窄而霉”小斋，望着摆满我床头床尾、桌上地下一堆堆沉默不说话的书籍发呆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