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很喜欢打羽毛球，喜欢体验跳起来猛杀时的那种生命的腾飞之感；喜欢感受扑过去抢救险球时那种力挽狂澜的瞬间乐趣；我爱抽球——好比在生活的进程中义无反顾地向前，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也爱反抽——如同厄运飞来时的一个漂亮的侧身，仿佛躲避却是一记“回马枪”，同样英勇无畏，而又潇潇洒洒。

    不过，别看我挥洒自如地“抽”出了这么多人生感悟，其实我连正式比赛的规则也不懂，连正式场地也没上过。我之打球，纯属玩玩；而我的球友，自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1975年岁末，我住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我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社在热情肯定了我这部书稿之后又提了一些意见让我修改。按照修改意见，改动并不很大，但有一条很让我想不通，就是非让我把自杀的女主人公改得活过来不可。

    我是个死脑筋，总觉得这么改不如原来的好，可不改又通不过，实在憋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就跑到楼下院子里去打羽毛球。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跟我打球的球友叫什么名字。反正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他就从对面楼里的鲁迅编辑室里走出来了。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研究鲁迅，还打算写一本“少年鲁迅的故事”——于是我就在心里叫他“鲁迅”。

    “鲁迅”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斯斯文文颇有学者风度，打起球来也不慌不忙。与“鲁迅”相比，我就有点疲于奔命了，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跑得气喘吁吁。

    “鲁迅”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嘿嘿”笑起来。他笑的时候，被风吹得红扑扑的脸更红了。“我可不是故意的，可不是故意的啊!”

    原来我们所打的可谓是“友谊球”，以球不落地而能不断地打下去为最高原则，并非要把对方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