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那种无法摆脱的迷恋又一次袭上她的心头。梦想着要回去，要回去……直到20年后，她同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谈起这种感情时才理解:“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唯一的信仰，唯一的爱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为什么顽强地存在，能忍受，能生存几千年，不断再生的缘故。”

    1955年她收到在香港的表弟给她的来信。告诉她周恩来总理号召所有华人知识分子回新中国。她形容自己当时的心境:“像一头口干舌燥的动物要饮水一样。”

    她终于获得了新中国的签证，不少人恳求她不要去，说太危险了。一个美国人预言她:你注定是输家。“但我也是非常固执的。认定的事，绝不再改变。”1956年她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也成为她一生的转折点。

    富有权威的“中国通”

    翻开她的人生履历，惊奇地发现，总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龚澎就出现在那里。是龚澎帮助她走出生活的阴影，是龚澎热忱地鼓励她回到新中国，是龚澎为她引见了周恩来。龚澎是她1933年在燕京大学念书时的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