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的时候，我念外国文学系。这说明自己对文学早有兴趣。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写点文章，即现在所谓的爬格子，在报刊上发表。但那时国难当头，抗战或不抗战成了那时一些小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不少人在感情和行动上卷进去了:一方面推动抗战，一方面反对蒋介石的不抗战，即所谓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斗争中自然也出一些学生特务。他们搞些威胁、恐怖、拉拢和告密活动，搅得人心神不安。神经衰弱症就成为当时不少反蒋政权小知识分子的通病。我也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所苦，通夜失眠是常事。但离开学校后，天地广阔了，与特务学生坐在同一个教室上课的事没有了。但这个顽症已成了痼疾，长期不与我告别。

    在抗日战争的这种不安定情况下，只要能挤出一点时间，我仍不忘写作。但写作必须有个坐的地方。一席之地倒也不难找到，但我这个痼疾却时时在困扰着我。附近一有声音，灵感就飞掉了。文思中断更增加了烦恼。于是寻求一个可以静坐下来进行思索的一席之地，便成为我业余写作不可缺少的预备工作。三十年代后期我在香港，一位外籍友人了解我的苦恼，请我到他租的一幢房子里去住。我算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顶楼上的卫生间。那个卫生间高高在上，没有人用，当然也听不见外界的声音。我的要求得到了友人的理解和同意，在这个卫生间住下来，把马桶盖放下，权当坐椅，面前放一张小桌，伏在上面写作或翻译，相当惬意。我这阵子做出了不少成绩。

    以后我在各地(包括国外)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