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大半辈子都是个佃农。他和妈妈在阿肯色州的乡下帮人种棉花，每天从日出忙到日落，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夏天骄阳当头时，他仍没钱给我们这一大群孩子买帽子，便用牛皮纸做成纸袋，套在我们头上，免得我们的小脑袋瓜被太阳灼伤。

    但他们却鼓励我们17个孩子将来都去拿大学学位。我们中15个最后真的拿到了——哈佛大学的、耶鲁大学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斯坦福大学的、布朗大学的、锡拉上兹大学的和阿肯色大学的。

    爸爸妈妈是1937年开始当佃农的。那时，穷苦农夫需要有大家庭，好有足够劳力干大面积农活。我大姐杰米就是那一年出世的。

    大姐刚满周岁，妈妈就把她背到棉田里，放到个荫凉处，自己便去采棉花，并时时抽空来给她喂点奶。

    大姐刚两岁时，她也开始下田“帮活”。其实，那时她笨拙的小手起不了多大作用。但爸爸妈妈要她一道下田，是因为有个更重要的，和农活毫不沾边的“活儿”要做:他们得给她讲读大学的事。

    “到你读大学时，小姑娘，你就是我们家的开路先锋，”爸爸老这样说。他不是说“如果”，而是说“到那时”，似乎对这事胸有成竹。夜晚在家里，他便给大姐灌输一些知识。那时他订了一份当地报纸，每月订费65美分，这对我家不算个小数目。但即使在冬天，全家缺吃少穿，得靠政府救济度日时，他也没肯省去这笔订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