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我的伯父在美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在我的小学生的脑瓜里，立时显映出贼眉鼠眼的反派人物形象。母亲叹息着:“也许早死了，也许不知在哪给美国鬼子打杂呢。”

    真正见到伯父，是在1988年的春天。

    他刚从美国一家大公司退休，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并无我想象中的威严，也无我以为的那样洋化。我搬来一大堆问题放在他的面前，从儿童教育到老年赡养，从青年自立到移民热浪，睁大了眼睛，听他的说法。“这个问题提得好!”伯父总是笑眯眯地肯定着我的求知欲。他说美国，谈中国，声音永远是那样平和。

    伯父也有过没有笑容的时候。那时的中国，已是八面来风。经商热，出国热潮起潮落，搅得人人躁动不安。想必伯父也感到了那旋转的涡流。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中国国门大开，当然是好事，但有的人到了美国以为人人都能打工，都能留下移民，是不了解美国的法律。”“不!”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许多人知道去了只是打黑工，他们还是登上了飞机，许多人知道留下是不合法的，他们还是准备永远留在美国。”

    伯父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许久，才说:“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地出去?我们当初留学时，并没有想到不回来啊!”

    那一年，伯父73岁。矮矮的身体，腰板依然笔直，头发一丝不乱。在机场海关，他拿出深蓝色的美国护照交验后，头也没回，径直走向那飞往美国的候机室。

    10天后，我收到了伯父的来信。他邀请我去美国读书。“我已与一所大学美术系联系好了，只有一件事要你去做，”伯父说:“你必须参加托福考试。”

    我很惊讶，也很高兴，甚至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虽然我从未想到过去美国。我捧起了宛如天书的托福试题，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考托福的大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