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烈的莫过于1966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这也是百年北大的一页历史)，抄家、批斗、剃阴阳头、游街示众，与朱光潜、王力一帮“牛鬼蛇神”被驱赶到西门内民主楼旁的监改大院，后又发配江西鲤鱼洲北大干校。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结束了他和妻女的流放生活。“忽闻星夜回京去”，“共迎铁树放花年”。

    “没有任何一种教育比得上身处逆境”。在这20年的时间里，厉以宁大约有8年都处身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繁重的农村体力劳动。这使他不仅近距离观察了而且是感同身受了中国农民的贫穷和劳苦，体会了饥饿、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是什么滋味。他认为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尝过这时期生活艰辛的人所不能具有的。他对苏联的经济模式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也不满足于兰格的理论阐释了。他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要自己去探寻一条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路——正是在贫瘠的山间小道上和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他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大胆跨越。

    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去搞运动整别人浪费时间，也没有沉沦放弃，始终在搞学问。厉先生也曾自嘲:“如果评选坐冷板凳专家或资深资料员，我先投自己一票。”

    板凳时代，厉以宁读过多少外文的经济学原著?抄录过多少经济学的名篇佳作?他摆摆手:“搞不清了。”比较容易得到的数字来自那几本译著: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琼图洛夫的《外国经济史》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