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当望眼欲穿的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市农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命运何以如此不公?我的分数已超出省属重点中专13分，结果却落入“调配志愿”，进入“第四梯队”。吃惊之后就是暗暗叫苦:这年月，大学生都在找“饭碗”，更何况中专生?更何况沾了一个“农”字的中专生?父亲在一旁却笑逐颜开:“孩子，你今后就是‘国家人’了，吃商品粮，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精通农活的父亲对现状糊涂得可以，他对命运的预测仅停留在“1963年咱村考上了一个中专生，现在是一个大单位的头头，享不完的福”的水平。我的家乡是川北一个任何信息都被四面大山无情阻隔的闭塞山村，穷到如果一个人有50元钱，就被大家羡慕为“有钱人”的地步。

    靠特困生助学金、优等生奖学金及课余给人拉板车、散发广告传单、推销产品、做“钟点工”挣钱，我终于读完了漫长的3年中专。我无其他奢望，如果能分配到本县哪怕最差的一个乡的农经站工作，就算祖宗积德了。

    家里离县城很远，我担心延误了消息，回家向父亲报到后又匆匆赶往县城。我住在一个同学家中，天天往人事局跑。这一年天气特别热，我仅存的一点希望也终于被蒸发得一干二净:各机关事业单位早已人满为患，县属企业又债台高筑，根本无法“消化”掉我们这一拨人，只能原则上考虑极少极少的一点点。最后，“原则”上分配的那些毕业生，仍是那些不坚持原则的关系户。起初我想，如果择优分配，就算被“淘汰出局”我也心甘情愿。我时时揣着一摞获奖证书、发表的文章和一颗惴惴不安的心等待竞争，但没料到还没上场戏就演完了——结束语是“自谋职业”。

    乡邻的不厌其烦的探询使我垂头丧气，父亲的叹息、母亲的流泪撕裂着我的心 ......